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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死而舞:一群华裔女性的生命之书

更新时间:2024-11-02 01:31  浏览量:8

一名在北京大院长大的青年导演,一群在唐人街的至暗年代里也要舞出自己的华裔舞者们,在旧金山相遇了。接着,导演杨圆圆用六年的时间,以影像记录下她们向死而生的舞。11月5日,公路歌舞片《女人世界》将在全国艺联专线上映。

六年间,这部跨越代际的女性生命之书里,疫情、死亡、孕育新生、癌症,如列车般飞驰而过。

不变的是,舞从未停过。

天鹅之舞 童话故事中,天鹅会在死去之前跳最后一支华美的舞。而《女人世界》,也由余金巧(Coby Yee)的一句“这是我的天鹅之舞了”拉开帷幕。 这是余金巧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拉斯维加斯的酒店里,她和她的伴侣史蒂芬·金(Stephen King)正做着最后的登台准备。92岁的她,在史蒂芬的帮助下,一层一层穿好她亲手缝制的、繁复的表演服。银舞鞋、黑礼服、白纱水袖、富丽的云肩和头饰,配一把红折扇,一件不落。 接着,他们手牵着手,走向通往舞台的电梯。安静的酒店回廊里,她云肩的亮片碰撞在一起,一路留下清脆而持续的响声。 电梯门开,宝乐思名人堂(Burlesque Hall of Fame)的主持介绍词响起。“她被称为‘中国最大胆的跳舞娃娃’。当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的妻子看到她的表演时,曾把她与‘吉普赛玫瑰’相比,并说:‘甜心,你比吉普赛还吉普赛。’她将和她的搭档史蒂芬同台表演……” 热烈的掌声之后,一切又归于寂静。接着,史蒂芬唱起乡村经典《I Just Want to Dance with You》。歌声里,余金巧的水袖如蝉翼般舞动。她俏皮地笑着,曼妙的舞步里,少女的纯真与岁月的皱褶,有着很好的回音。史蒂芬动情地唱着,温柔地注视着她。随后,她将头饰、披肩一件一件褪去,黑色短裙的亮片随着旋转而闪动。 舞台没有复杂的布景,仅是两人的存在,就将空间填得很满。 《女人世界》剧照 这是余金巧跳舞的第86年。在美国唐人街夜总会的鼎盛时期,她曾是一名风情舞女星。 时间再往前推,儿时的她,是家中洗衣店的得力小帮手。一天,熨烫完上百件衣服后,她暗暗在心底发誓,绝不要一辈子做这样的事。6岁那年,她开始跟着邻居家的小孩学踢踏舞。从洗衣房到人行道,年幼的她舞个不停。 后来,她被送去了舞蹈学校。在那里,有人告诉她,如果想去更大的场子,就要穿得更性感些,妖娆地摇晃肩膀和臀部……她打心底里抗拒,但在当时,华裔的选择是非常有限的。听说艳舞的薪资是踢踏舞的4、5倍之后,她便也接受了。同一时期,许多像余金巧一样爱跳舞的女孩,为了生计,源源不断地涌入夜总会。 子夜时分,她们会穿戴着富丽堂皇的头饰和闪亮的时装,在舞间,将衣服一层、一层脱下,直至只剩最后那一件。乘坐灰狗巴士到来的白人游客们鱼贯而入,在纸醉金迷里,观赏具有“东方风情”的舞蹈。甚至连比利时国王,也在50年代来访过她的现场。 余金巧不在意、甚至讨厌这些虚名。当人们纷纷将目光投向她的大腿,她真正在意的,是自由地起舞,和她的时装。她的母亲是孤儿,有一台老式的缝纫机,并自学了缝衣服。她将妈妈的天赋继承下来,演出的三幕舞,每一件衣服,都是她亲手设计与缝纫的服装,一直到今天。 都板街舞团:舞在暮年的她们 2018年,在亚洲文化协会(Asian Cultural Council)的邀请之下,杨圆圆来到旧金山,展开关于20世纪演艺圈华人女性的研究。从伍锦霞到黄柳霜,她寻着前人的脚步,揭开被遮蔽的历史。一次契机里,她来到了“都板街舞团”(Grant Avenue Follies)的排练现场。 这是杨圆圆第一次见到余金巧。她一上台,杨圆圆便愣住了。那场排练里,灯光师正在调试设备,忽明忽灭的光线里,空灵的《Siboney》响起。她荧光绿的衣服随着一圈圈转身,如同一只蝴蝶般跃动。杨圆圆感到,自己就好像掉入了一场幻梦。 那一天,29岁的杨圆圆,被91岁的余金巧勾住了魂。人生里第一次,她萌生了要拍一部电影的念头。彼时的她还未料想到,这一影像旅程,也将长达六年之久。 六年里,她无数次看见余金巧起舞。每每这样的时刻,她的心中,总有跨越时空的剧场,无数个过去和当下的影子,幽灵般地交叠在一起。而她们相遇时,恰巧是在余金巧人生里一段奇异的时光。此前,盛名之下,曾有多位记者与导演纷至沓来,想要找她采访或拍摄,但都吃了闭门羹。 因为,在夜总会的日子,从来不是余金巧的理想选择。影片里,她向杨圆圆展示着一本相册,满满当当的报道与广告剪贴画。而她的写真旁,总有充满着“东方主义”凝视的注脚。在一则演出信息里,她被称作“龙女”。她翻了翻相册,旋即便又合上了。“这是我想要忘却的记忆。”她说。 成吉思汗俱乐部的舞台照(1950s),中间为余金巧 2010年前后,她遇见了都板街舞团。创始人方美仙(Cynthia Yee)的一位朋友在失去丈夫后,成日沮丧在家,不愿出门。方美仙想:“你还有很多人生的路要走呢,不能这样颓丧下去。”于是,2004年,她拉着朋友,开始跳起舞来,从2人,到4人,再到今天的10人。 这支由离异或丧偶暮年女性组成的怀旧舞团,分享着变美与性感的秘诀,从世界各地剧院的商演,到医院、养老院的公益演出,一路跳、一路欢笑。坐在轮椅上的退伍老兵,也要站起来和她们共舞。“对我来说,最动人的,就是当观众看着我们,他们的眼里开始重新焕发生命的光彩。我总被这样的眼神深深地打动,它让我们的表演变得很真很真。”舞团成员陆玛莲(Marlene Luke)说。 在都板街舞团的感染下,余金巧才终于与过去和解。又一次开始演出的她,这一次,只为自己而跳。 起初,在她眼里,杨圆圆是一个有些执着而奇怪的“小孩”,对她们的过去如数家珍。她们约了在旧金山再一次相见,杨圆圆给她写了邮件,接着收到了一封充满着乱码的回信。所有的字母都是大写,凌乱的空行,门牌号也写错了。她费了一些劲才找了过去。余金巧问她是从哪里来,听后惊讶道:“哦……你不是来自唐人街,你来自中国!” 一位在北京大院里长大的青年艺术家,一位被淘金热潮裹着漂洋过海到旧金山的次代移民舞者,和一整个复古舞团的奶奶们,命运自此有了深深的交织,成为了家人一般的存在,甚至是模糊了时间。余金巧有时会忘记杨圆圆的来处与年纪,时不时问起她:“你还记得吗,60年代,当时我们在旧金山……” 那是一段距离杨圆圆出生,还有20多年的岁月。 《女人世界》剧照 被凝视的「中国娃娃」 上世纪40至60年代,中国城夜总会正值鼎盛时期。在旧金山唐人街,有“上海俱乐部” 、“成吉思汗”、“大观天台”等四五家夜总会,而紫禁城夜总会(Forbidden City Nightclub)是其中最具盛名的一家。 余金巧在每一家都跳过几年。这里的歌舞表演(cabaret entertainment),有着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风格的吟唱、惊艳的杂技,以及最负盛名的“宝乐思”(Burlesque)——一种以性感、讽刺为主的滑稽剧。 她的父亲是第一代华人移民。和其他许多当时的华人移民一样,除了经营杂货店,他也开了一家洗衣店,店后隐藏了一个小型赌场。 这是历史的暗角,华人被限制在唐人街及其周边地区,无法融入主流社会,又由于法律限制,只能从事餐饮业和娱乐业。十九世纪,随着加州淘金热的兴起,大量中国劳工进入美国。1882年,美国政府颁布《排华法案》,限制华人移民。绝大多数华人移民无法合法进入美国,许多在美华裔也面临身份问题、家庭分离和生活困难。当时的社会普遍存在着对他们的偏见,甚至是视其为“黄色威胁”、“脏污的”、“异教徒”。 像余金巧这样的年轻宝乐思舞者,面对的大部分观众是白人男性。他们怀揣着物化的异域风情肖想,一面渴望享受“中国娃娃”的演出,期待着与她们调情;一面堂而皇之地表达着对美籍华裔社区的种族主义恐惧。 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华裔”成为一个异域风情的符号。亚裔舞者们通通被冠以主体性模糊且国别错乱的名字,比如中国的吉普赛玫瑰(Gypsy Rose Lee)、中国的诺埃尔·托伊(Noel Toy)等。对于她们而言,进入夜总会是一个生存需要与反叛精神交织的决定。尽管面临着他者化的凝视,但在台上纵情地绽放魅力、表达自我,也是去除种族主义扁平叙事的反抗。 与此同时,女孩们也面临着来自传统家庭的压力,在保守的社会里,露出大腿、穿丁字裤,都被视作是“不洁身自好”的。因而,也有许多对外宣称的华裔舞者,实则是韩国、日本、菲律宾等族裔的美国人。她们来自其他的城镇和州,在父母和亲戚不知晓的地方演出。 1930年代的唐人街夜总会舞者 在方美仙的回忆里,余金巧是“一团火球”。十岁的她,看了人生里第一场夜总会表演。尽管许多细节在今天已模糊不清,但一个画面深深地刻在了她的脑海中,那便是余金巧侧过身来,向观众献出飞吻,动情地唱着“再来,再来”。 当时的余金巧,被称作是“唐人街最敢跳的舞者”。1962年,声名大噪的她,和家人买下了紫禁城夜总会,并将之更名为“余金巧的紫禁城夜总会”(Coby Yee’s Forbidden City)。亲戚们做起了厨师、调酒师、服务员、钢琴师……而她则一面继续演出、设计服装,一面编排着每日的节目。 1964年,一位名为卡罗尔·多达(Carol Doda)的白人舞者,在旧金山的一家俱乐部里,大胆地解开了自己的胸罩,开启了脱衣舞时代。而唐人街的夜总会歌舞表演也逐渐式微,余金巧卖掉了俱乐部,搬去了郊区,将工作重心转向裁缝生意和教授舞蹈。 暮年的她,过着简单而临在的生活。70岁时,在一次老年舞会中,她与史蒂芬相遇了。一位昔日的宝乐思女王,一位经历了越战并逃役的反战人士,相差18岁,在舞池里、在疯狂的不可能里相恋了。“她是一个跳舞皇后,而我像个流浪汉。”史蒂芬说。 史蒂芬创作的拼贴画 走过历史浪潮的起起落落,后来的他们,过着与宏大叙事最无关的小小生活,在郊区一处为收入不高的老年人提供的出租屋里,他们怡然自乐,用爱、艺术作品、生活杂物,将不到四五十平米的可移动小房子装得很满。 拮据的生活里,余金巧和史蒂芬的工作台各占一隅。很多个寻常的晚上,余金巧做衣服,史蒂芬就在一旁,将余金巧的剪报小心翼翼地裁切。他是户外爱好者,但余金巧讨厌登山。他于是便裁下了两人的照片,通过拼贴画,让他们一起站在了山峰之巅。他一直知道,这是一段向死而生的爱情,甜蜜而痛苦地,抓住生命里的每一秒好好爱她。“我当然不想被遗忘,但我更不希望的是她被遗忘。”他说。 余金巧的爱含蓄而内敛,而史蒂芬的目光总是深情地追随着她。一次,他在镜头前动容地说起,他们是如何带着全部的激情,在人生的暮年共舞,这是一段多么可怕而美好的时光。那一刻,他的眼中闪着泪,杨圆圆和搭档也轻轻屏住了呼吸。 而一旁的余金巧,正在全神贯注地玩着蜘蛛纸牌。史蒂芬话音刚落,她的屏幕上也亮起了赢牌的烟花特效。 “You win!” 《女人世界》剧照 两代华裔移民,相遇在哈瓦那的雨中 熟络起来后,听闻杨圆圆要去古巴,奶奶们问:“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了禁运和旅行限制,前往古巴变得极为困难,因而,她们对这片被隔绝之地有许多的好奇。杨圆圆想到,这是一个可以为美国与古巴华裔移民搭桥的机会。 临行前半个月,她一面紧密筹划着行程,一面见缝插针地参加Uniondocs的纪录片工作坊。课上,她结识了想要加入旅程的摄影师卡洛·纳西斯(Carlo Nasisse)。知道她的经济处境后,卡洛当机立断地表示,你帮我搞定路费,工资可以先欠着。于是,杨圆圆为他支付了机票钱,两人带领着16位老人,浩浩荡荡地向哈瓦那进发。 19世纪,许多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淘金的华人劳工,南下来到古巴讨生活。哈瓦那的唐人街,曾是整个拉丁美洲最大的华人聚居区,以粤剧为主的中国歌剧繁盛一时。然而,在古巴革命期间,随着华人不得不迁移,这一部分文化也随之流失了。奶奶们演出的地方是昔日辉煌的新大陆剧院,如今它成了一家武术学院。 八月,正值加勒比地区的雨季,哈瓦那成了一片潮湿的热地。演出时突然下起了大雨,电力中断,音乐也无法播放,人潮并没有散去。人们移动着椅子,拖地,清扫舞台的雨。 这一切,都让奶奶们感动万分。在哈瓦那,她们遇见了许多早期华人移民的孙辈。他们在这里长大,祖父母们则在古巴革命后离开,期望着有朝一日能再回来,却从未被允许再次进入国门。因此,尽管当地华人对歌剧表演已不太了解,但仍然愿意在湿漉漉的台景里观看,让她们感慨万千。“沉浸在彼此的文化里,哪怕只是片刻,都足以让人动容。”方美仙说。 《女人世界》剧照 在哈瓦那,杨圆圆要做大家的导游、记录者,密集社交、联系演出场地、处理突发状况,最大的心愿是好好休息一会。然而,等到入夜,余金巧和史蒂芬总要去蹦迪。放不下心的她和卡洛便一道随行。 这对暮年爱人,偏要去“小年轻们”跳舞的地方。在哈瓦那这座模糊了时间感的城市,他们找到一家放千禧迪斯科的俱乐部,忘我地跳啊跳啊,周围全是年轻的古巴人。 夜晚,他们经常一起喝酒、在街头闲逛。繁闹声里,史蒂芬在杨圆圆的耳边大喊着,道出诸多故事。四人的共舞里,孕育着奇妙的化学。短片《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也就此诞生。 杨圆圆永远记得那个瞬间,在哈瓦那的第一个拍摄日结束后,她回到住处,看着素材,呆住了。过去的她不相信自己能拍电影,直到这个瞬间,她才意识到电影被“拍”了出来。 在她看来,被摄者与拍摄者永远不是完全孤立和抽离的。当你作为拍摄者介入了ta人的生活,你的存在本身,也在改变所有的一切。“你持摄影机记录下的,是属于你和ta们共同拥有的那个时空。”她说。 密集的拍摄中,杨圆圆在很多时刻几乎忘了自己是谁,好像自己也成为了舞团的一员。卡洛也说:“我们就像是消失在了另一个世界,很久。” 《女人世界》剧照 生与死的轮回里,一曲爱之歌 2019年,回国后的杨圆圆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离别。那年年初,她的父亲离世了。在厚重的哀悼里,她也顿觉:“我再也不想错过人生里特别重要的东西了。”于是,即便没有任何资金支持,卡洛也无法继续做她的搭档,她也毅然决定要只身再次前往美国,去进行一次为期半年的拍摄。 朝夕相处间,方美仙成为了杨圆圆的干妈。她帮她在朋友家的顶楼找了一间小卧室。原本是给护工住的房间,约11平米,一张床,一套桌椅,满地的行囊,将空间塞得满满当当。 写脚本、拍摄手记、录像、收音、数据管理……杨圆圆一个人承担起所有的任务。她形容那就是一种双重人生。白天是和奶奶们在一起的人生。到了夜晚,就要脱一层皮,变成另一个人,在自己的黑色小世界里,一切寂静时,在铺满地板的充电设备之间,悄悄摸摸地做一点事。作为持摄影机的人,她要暗搓搓地密谋,如何不打破大家的日常,又得到想要的拍摄素材。 “纪录片导演的角色,有时很像狩猎。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在‘等’上。在被摄者看来,一天的时间轴是连贯的。而我们虽然也和这一时间轴并行,但当一些特定的时刻浮现,我心里就知道,它的发生,便超越了当下,成为了永恒。”她说。 后来的一切,就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回到中国后,杨圆圆开始了漫长的剪辑过程。疫情很快来了,Zoom视频会议派对成为了杨圆圆和奶奶们的日常。她们会分享舞蹈课、面部拉皮教程,和最细小的日常。 2020年8月,宝乐思名人堂将“传奇人物奖”颁给了余金巧。一周后,因为坏血病,余金巧于家中去世。一直到去世前的最后一周,她也仍然在跳舞。 又过了一周,杨圆圆怀孕了,奶奶们在Zoom上为她准备了婴儿派对。余金巧的女儿听闻了这一消息,说自己原本不是迷信的人,但现在她开始相信了,冥冥之中生命的轮回。 杨圆圆的女儿,也开朗爱笑,也爱跳舞,一如余金巧。 都板街舞团成员在Zoom上为杨圆圆准备了婴儿派对 时间晃晃悠悠走到2021年4月。不知道做月子时还会有多少行动力的杨圆圆,在女儿出生的前一周,决定为电影发起众筹,直到临产的前一天还在接受采访。筹款和报道的纷至沓来,让她决定为电影拿龙标,走进院线,被更多人看见。 然而不确定性却再度袭来。去年11月的某个夜晚,凌晨三点,杨圆圆被送进了急诊室,查出了淋巴癌。在还没有确诊是第几期时,“其实这个时候是最可怕的,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病到底有多重。我什么也做不了,除了等待确诊。”她说。在等待确诊结果的一个多月里,一天,她的丈夫告诉她,家里收到了一张光盘,是龙标的光盘。 杨圆圆想,不知道以后还动不动得了了,那至少现在,要把混音和调色都做了。于是她一边拿着氧气瓶,一边继续工作着。 诊断结果出来了,是一期,可以治愈。卧病在住院部里,她走过化疗、掉发、掉皮肤、吃激素、浑身疼,体重不断增长,而影片也在持续进展着。《女人世界》的奶奶们向死而生的生命力,给了她巨大的信念与滋养——要治好病、要做好片。“都这样了,尤其要活在当下,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刻。”她想。 疾病与痛苦弥漫在血液科的空气中,杨圆圆是这里最忙的病人,频繁地开会。奶奶们的勇气,还有两岁女儿的勇气,像一张网支撑起她。女儿会给杨圆圆分享刚拍下的生活瞬间,和她说:“妈妈,一天、一天、一天、一天,就是过程中。”杨圆圆看着输液的点滴,一滴、一滴、一滴、一滴。 今年九月底,《女人世界》在平遥电影节首映。杨圆圆原想,不必再看一次这部她已看过上百遍的作品了。但进入放映厅之后,她的视线便被银幕吸住了。从孕期到哺乳期,她和剪辑师的很多时间是在被临时当作剪辑室的家中书房度过的。“当时就有一种,我们从家里书房的小黑屋,一起走到了一个大黑屋的感觉。”她说。 放映当天,有陪女儿同来的母亲,但在场更多的是00后。放映后,一位曾陷入迷茫的年轻男孩来到杨圆圆跟前,和她说,看见奶奶们的舞,好像一下子就释然了。杨圆圆一直想用她的肉身、舞者们的肉身搭一座桥。今年的平遥电影节,除了最佳女演员之外,无一奖项颁发给女性。但电影抵达了观众的心里,于她而言,就是最珍贵的奖项。 《女人世界》剧照 《女人世界》里,每一个人的生命之河流淌而过,一些停在影片中,成为永恒;一些还要流向更远的地方。余金巧离世后,史蒂芬又开始爬山。杨圆圆也多了几个身份,比如导演,比如母亲。 片中,余金巧边展示着珠光闪闪的时装包,边俏皮地冲镜头眨眼:“人们最喜欢的,还是我穿丁字裤的样子。”但今天的宝乐思,真的如她所愿,成为了美国年轻少数族裔表达自我的标志之一。 而宝乐思名人堂纪念余金巧的文章,也终于不再是当年面貌模糊、凝视深重的“龙女”、“跳舞的中国娃娃”、“东方吉普赛”。 那篇写给余金巧的献词,标题是“唐人街最勤奋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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