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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六项大奖,向性别不平等说不!《歌舞女郎》欢喜首映全网独播

更新时间:2024-11-23 10:25  浏览量:7

​2024年,多部女性题材影视作品和观众见面,从《坠落的审判》《出走的决心》到《山花烂漫时》《好东西》,女性主义作品同女性主义书籍一样有燎原之势,越来越多的女性被鼓励走出被禁锢的语境,发出自己的声音。

​欢喜首映已独播上线聚焦70年代歌舞女郎生存状态的丹麦剧集《歌舞女郎》。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2024年丹麦电视电影罗伯特奖中,《歌舞女郎》获得最佳剧集在内的六项提名。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女权运动席卷欧洲,《歌舞女郎》发生的70年代,各种女权运动更是如火如荼。

​在《歌舞女郎》片头,当时的女性身着红色丝袜上街,对应的便是丹麦效仿纽约的红袜运动。女人们留腋毛、穿背带裤,拒绝被服美役裹挟。

《歌舞女郎》灵感来源丹麦真实歌舞女郎的故事。

​当时的歌舞女郎们虽仍是以身材为招牌的视觉名伶,但她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明白在不平等的世界,绝不能以忍让,让渡自己的权利。

唱歌跳舞的曼妙女郎,是用后丢弃的玩物,还是专业舞者?

​她们是自甘堕落,还是也值得被看见?

​《歌舞女郎》不仅关注性别不公的种种现象,更看到“女权”内部的分裂。

​不同于“堕落—觉醒—呼吁”的口号式样板,它在8集的故事中给出了更多元、更包容的解释。

八名女郎思想各异

“觉醒之路”道阻且长

《歌舞女郎》围绕八名性格各异的女郎而展开。

​中心人物苏茜和丈夫本是一对舞蹈搭档。

​因一次事故,丈夫终止舞蹈事业,此后便一直以理发手艺养活全家。

​丈夫暴躁多疑,苏茜常被打得鼻青脸肿。

为了女儿的心理健康,苏茜把私房钱藏在浴室的棉球盒里,希望找到歌舞女郎的工作后,用工资给自己和孩子找个新家,彻底逃离渣男。

然而,苏茜过了海选这关,却败在了薪酬待遇上。

​剧团最有梗、最能带来收入的角儿今年准备出走,今年能不能卖出票都是问题。

​歌舞女郎的这季收入降至4000克朗,但同台演出的男性乐队成员,仍能和去年保持一个水平。

苏茜准备联合其他女郎反对,但被财务个个击破后,她们的维权梦破碎了。

​要么接受,要么走人。

​即使是4000克朗,在当时也是一笔钱,好不容易找到工作的舞者不愿得罪上层。

​就这样,苏茜看好的房子没有了。

​她只能继续攒钱,等着下次逃走的机会。

娱乐剧团的性别权利意识并非非常落后,剧团允许女性表演、参与讨论,给女性一定的工作空间。

​但这样的空间极其有限,歌舞女郎八人挤在一个小小的排练间内,最热的时候只有一个风扇。

​她们海选时被要求当众换衣服,男性成员可以抚摸她们的乳房打招呼,她们也需要在后台服务剧团的媒体和VIP。

在剧团老板眼里,歌舞女郎的作用是袒胸露乳满足男性观众的窥视欲,做八个令人满意的花瓶。

​为此,他特别叮嘱女郎,在跳舞时故意掉衣服,装作是意外,让客人尽兴而归。

另外,八名女郎的背景、性格也做了设定。

​中心人物苏茜是一名家庭主妇,也是家庭暴力受害者。乌拉贝丽特专业强,但超龄严重,被各处挑挑拣拣。

​乔伊陪朋友海选,意外发现编舞天赋,对“女权”不感兴趣,只对自眼前利益感兴趣。

​狄安娜是舞蹈队长,她有男友,但她对性取向产生疑问。

​薇贝克是一名进步女青年,但她对女权的理解困在理论上,被隔壁的团体头头迷住后,她马上跟女权割席了……

剧集还有一些可圈可点的配角。

​苏茜的母亲知道女儿被揍却帮着女婿说话。

剧团的男性表演者因为女性表演者表演得更好就“破防”了。

​媒体来剧团提前看戏,他们的采访问题却更像是一场性骚扰表演秀。

​歧视无处不在,但他们总会巧妙包装成是你的错。

《歌舞女郎》也反类型地关注到了“女权”内部分化的声音。

​剧中的女人们并不是什么完美的觉醒样本。

​她们批评“恋爱脑”,但也陷入结婚生子的迷思中。

​她们反抗剧团,但总有人忍不住想去告密。

​她们也接受着女权组织的批判,但女性一定要打扮的模糊性别才是进步吗?为什么女权最终变成了女性之间批判彼此不够“觉醒”的混战?


如果你也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疑问,《歌舞女郎》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观察样本。

​剧中人与其说活成了“女权”的样子,不如说她们终于明白,女人和男人一样,需要被当成一个个体尊重,这种尊重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样板需要遵循的。

两位女性主创自编自导自演

MeToo鼓舞全世界的女人

露易丝·梅里茨和迪特·汉森是《歌舞女郎》剧集的打造者,这两位年龄超过50岁的女性自编、自导,还出演了整季剧。

​作为多年的好搭档,她们持续为女性权益发声,批判社会通过洗脑的方式潜移默化地驯化女性放弃自己的权益。

2017年,迪特·汉森在第三次观看迪尔奇,就是那位在剧中跳槽引发骚乱的大人物的传记剧时,突然注意到后面的歌舞女郎们衣着暴露、没有名字,还被打耳光。

​怀揣这些歌舞女郎为什么不配被看见的疑问。五年后,在积累了大量采访资料后,两位女性制作人交出了她们的作业——《歌舞女郎》。

丹麦歌舞剧历史悠久,是丹麦引以为豪的传统之一。

​许多这部剧中的人物都是当年真正的佼佼者,比如剧团老板普雷本、被拉来救场的乔根·雷,女性歌唱家莉莉·布罗伯格、演员莉斯贝特·达尔。

70年代对丹麦来说是一个开放且自由的时代,但用今天的眼光看待过去,那肯定是一个可以公开“厌女”的时代。

在剧集中,有一首把女性比喻成无能者的开场之歌。

​歌舞女郎们陶醉地把手放在男性身上抚摸,对男子气概的崇拜极其露骨,但当时,女性们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并将其中的比喻视作一种幽默的调侃。

泽塔·德·弗里斯是1975年的一名舞女,她就是剧中乔伊的原型,身高不够的她在参加舞剧第二年就被普雷本开除。

​歌舞女郎在当时有着极其严苛的外貌、身高要求,而对她们的关注基本都集中在了乳房和屁股上。

在《歌舞女郎》中,为了反抗这种赤裸裸的歧视,舞者的年龄被设定在20岁到40岁之间,但剧中对于年龄和外貌的歧视台词,依旧会让今天的观众有被冒犯的感觉。

​泽塔·德·弗里斯觉得在那个时候,世俗的观念还没有那么敏感。但有一件事还是给她留下了印象,小鹿舞之后,女郎们被要求弯下腰背对镜头拍屁股,第二天的报纸将双版印刷这些屁股,配上每个人的名字和简介,她感到十分冒犯。这个场面也在《歌舞女郎》中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出现。

《歌舞女郎》是一部从头至尾关注女人,而不是让女人变成背景板的作品——这是露易丝·梅里茨和迪特·汉森从写这部剧时就定下的规矩。

​2017年起,MeToo运动席卷中、美、日、英、法、韩、澳等国家,女性的团结模糊了国界,她们发声的勇气会“传染”,这场运动深深鼓舞了两位主创。

她们查阅丹麦上世纪的红袜运动口号时,发现这些标语和今天并没有太大区别,换言之,在50年内,女性的权利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进步。

​这就是为什么她们要在这部剧里面勇敢地发声:“当我们保持沉默时,我们无法改变任何事情,那么它只会是向内发展的螺旋”。

​丹麦歌舞剧的辉煌历史需要铭记,但正因它如此成功,它更需要在性别视角上得到新的注脚。

《歌舞女郎》

​欢喜首映 独播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