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镜鉴,中国足球的暗夜与隋朝音乐的遗响
更新时间:2024-09-10 14:28 浏览量:16
2024年9月5日,中国足球遭遇重创。在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中,由伊万科维奇执教的中国队客场以0比7惨败给日本队,创下对日本的最大比分失利,成为中国足球史上的黑暗一页。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球迷们无不痛心疾首,纷纷回想起中国足球曾经的辉煌岁月,如37年前柳海光凭借头球建功,助力中国队以2比0击败日本队的经典战役。那份荣耀与自豪,如今却显得如此遥不可及,不禁让人发出“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感慨。
在痛定思痛之后,我们也不得不正视中国足球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数事例告诉我们,长官意志与政治干预对行业发展的深远影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
当这两者过度渗透至某一领域时,往往会导致该领域的衰败与没落。隋朝音乐领域的变革,便是一个生动的反面教材。
隋文帝,这位雄心勃勃的君主,在统一中国后,试图在各个领域都留下自己的烙印。在音乐领域,他怀揣着打造“天地正声”的宏伟梦想,希望摒弃南陈的“玉树庭花”绮丽之音和北齐的“伴侣曲”杂乱之音,建立一套符合儒家思想的正统音乐体系。
正如《隋书·音乐志》所记载,隋文帝严令“不许作旋宫之乐,但作黄钟一宫而已”,这极大地限制了宫廷雅乐的多样性和创新性。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音乐艺术应有的纯粹、独立与自由原则,使音乐沦为了政治的工具和皇权的象征。
相比之下,唐太宗李世民则展现出了对音乐的开放与包容态度。他并不认同将音乐与政治兴亡直接挂钩的观点,而是强调音乐的艺术性和对人心灵的抚慰作用。
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唐太宗曾反驳御史大夫杜淹的观点,他认为:“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又云:“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
在唐太宗看来,一个国家的兴衰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治理能力和国家的综合实力,而非仅仅依赖于音乐的旋律与节奏。
他这种清醒的认识和开放的胸襟,为唐朝的文化繁荣,尤其是音乐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唐朝成为了音乐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留下了众多传世佳作,如太宗时期的《秦王破阵乐》、玄宗时期的《霓裳羽衣曲》等,这些作品共同铸就了中国文化史上音乐的高潮。
中国古代十大音乐家之一的隋朝音乐家万宝常的悲剧命运,就是隋朝音乐政策失败的缩影。他拥有超凡的音乐才华,却因隋文帝的极端政策而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最终在隋文帝开皇十五年(甲寅,公元五九五年)饥饿而死,年仅40岁。
万宝常编撰的《乐谱》六十四卷,详细论述了各种乐器的音阶转换与变化,能产生84个调式,144个音高标准,变化丰富至1800个音阶。但万宝常临终前,取其所著书而焚之,曰:“何用此为?”因此,这部珍贵的乐谱未能流传于世。
最为神奇的是,万宝常在听闻掌管全国礼乐的太常寺所编写的礼乐时,曾泫然而泣,并预言:“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相杀将尽。”
当时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人们听到他的话都认为不会成真,但这一预言在隋炀帝末年不幸很快应验。《隋书·万宝常传》记载了他的坎坷经历,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政治干预对艺术领域的破坏力。
隋文帝的音乐改革之所以失败,根源在于他的自负与专断。他自视甚高,因为懂一点音乐,能弹一手好琵琶,便自以为是内行,结果造成了一意孤行的瞎指挥,毁了音乐这个行业。
他插手音乐之后,长官意志和政治教条渗透音乐,不仅埋没音乐天才,更将音乐带入了死胡同。就这样,隋朝的音乐政策,仅仅维持了38年便宣告终结,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与反思。
如今,在愤怒与失望之余,球迷们至少还能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他们的不满,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表明,足球在承受批评时展现出了勇于面对现实的勇气,这也是足球发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