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过草地，两创“长征”：红色戏剧家李伯钊的创作之路

发布时间：2026-03-01 05:01:00  浏览量：3

围绕表现长征精神的舞台剧长期以来不断涌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便有歌剧《长征》、话剧《万水千山》等经典作品问世。它们以丰富的艺术手法，再现了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的艰难险阻，赢得了广大观众的高度赞誉和喜爱。198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战士话剧团创作演出话剧《北上》，这部作品反映了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领导下粉碎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继续北上抗日的历史，再次引发了一轮大众的观剧热情。值得一提的是，歌剧《长征》及话剧《北上》的编剧均为红色戏剧家李伯钊。

红军中唯一三过草地的女战士

李伯钊(1911—1985)，重庆人，著名戏剧家。李伯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萧楚女的学生，参加过重庆平民学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14岁时加入共青团。1926年，李伯钊留学苏联中山大学，其间积极参加文艺学习小组，组织各项文艺活动。1931年秋，她前往江西革命根据地工作，担任闽西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军区军事学校政治教员，后奉命调至瑞金，担任红军学校政治教员、《红色中华》编辑。苏区工作期间，李伯钊编演了大量话剧作品，很快成为苏区的文艺明星。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她组织了由中央政府教育部领导的“工农剧社”，并创办了高尔基戏剧学校。

1934年10月，李伯钊随中央红军长征，被编入中央总卫生部妇女队，同时负责部队的宣传工作。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李伯钊被安排至红四方面军筹办艺术训练班。由于张国焘分裂党的行动，李伯钊作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工农剧社社长，随部队二度穿越草地，这一时期她搜集了张国焘在松岗(今马尔康市松岗镇)召开的会议记录，其中记载了张国焘主张另立“中央”的分裂行为。这些记录后来成为揭露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重要证据。李伯钊通过与傅钟等人的合作，将会议记录转交至党中央，为维护红军团结统一发挥了关键作用。1936年6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她第三次随军过草地。据记载，李伯钊是红军中唯一一位三过草地的女战士。

1939年，李伯钊在延安

在长征期间，李伯钊创作了歌曲《红军入川歌》《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打骑兵歌》，话剧《干人当红军》等作品，这些创作多是出于宣传工作的需要。在长征胜利后的一段时间，李伯钊并未着手创作关于长征题材的戏剧作品，直到1945年，她被分配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与范文澜成为邻居。范文澜经常问李伯钊为什么不写长征题材的戏剧?李伯钊表示自己各方面的条件和修养还不够，还要做准备，于是接下来三四个月，她都在记载亲身经历的长征史实，为创作积累素材。后因革命工作繁忙，始终未能落笔。

1942年，李伯钊(前排右二)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歌剧《长征》：民歌里的史诗，舞台上的领袖首次亮相

1949年，李伯钊带领文工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外国联欢队伍热烈地呼喊着“中国”和“毛泽东”，表达对中国革命胜利的敬佩之情。这激发了李伯钊的创作欲望，她决定要写一部《长征》的歌剧，歌颂伟大的长征精神。之所以选择用歌剧的形式进行创作，是因为李伯钊舍不得陪伴红军一路艰苦行程的那些歌曲—江西的兴国山歌、铜钱歌、竹片歌、砍柴歌、彝人歌。

《长征》的创作除了广泛采用民歌外，还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剧中首次塑造了毛泽东的艺术形象。于是之饰演的毛泽东在大渡河险境前会见十七勇士作为歌剧的开场，这成为毛泽东形象在舞台上的首次亮相。其二，李伯钊拥有令所有创作者羡慕的“参谋”团队，她先后寻求了聂荣臻、罗荣桓、陈赓、萧华、陈锡联等著名军事将领的支持。聂荣臻表示：“一定帮忙，像你为我演戏提台词一样努力。”陈赓为她讲了安顺场战斗，陈锡联亲自指导演出，跟着演员一同熬夜排练。此外，李伯钊专门向周恩来请教，总理不仅观看了《长征》的排演，还画了四渡赤水的地图帮助她了解史实。另外，李伯钊从情节到台词的修改也得到剧作家老舍、曹禺的帮助和建议。因此，这个拥有“全明星阵容”的《长征》在北京演出几十场，场场掌声雷动。

1950年，李伯钊陪同周恩来、邓颖超观看《长征》排练

据杨先正《毛泽东评舞台上的“毛泽东”》一文记载，毛泽东也曾观看歌剧《长征》，并让女儿给李伯钊捎了一封信：“写革命，写长征，都很好。但不能拿我毛泽东做菩萨拜哟!党内有那么多好同志，许多人还牺牲了生命。就拿长征来说吧，有几个方面军哩，有那么多领导同志，要写几个方面军的同志。”这封信也为李伯钊后来创作《北上》提供了指引，因为一方面《长征》主要描写了红一方面军的故事，缺少对红二、四方面军的描述，另一方面，歌剧在塑造人物、推进剧情方面存在天然限制。自此，用话剧写作长征故事成为李伯钊的心愿。

话剧《北上》：老一辈革命家共铸历史丰碑

20世纪60年代，李伯钊已完成《长征》话剧剧本的三稿，但相关手稿在“十年浩劫”中荡然无存。虽然手稿散失，但她写戏的热情依旧。在山西临汾被“监管”时，李伯钊就不止一次与丈夫杨尚昆讨论《长征》话剧(后更名为《北上》)的创作。杨尚昆建议她集中写一过草地时党与张国焘的斗争，因为她不仅参与过这场斗争，并且这次斗争最能说明长征的紧张与复杂。李伯钊深以为然，题材就此确定。

1960年，李伯钊工作照

1978年年底，杨尚昆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李伯钊随丈夫南下羊城。从1979年开始，李伯钊全身心地投入《北上》的写作中。创作剧本时，李伯钊得到了叶剑英的鼎力支持。她多次前往叶家，了解叶剑英在四川巴西发现张国焘密电陈昌浩、拦截中央红军北上的细节，得到了重要的一手材料。1981年，李伯钊等人数易其稿后，战士话剧团组织排演《北上》。

1980年，李伯钊向叶剑英征求创作话剧《北上》的意见

战士话剧团的前身是中央苏区的红一军团战士剧社，他们曾在苏区演出过李伯钊的剧本。为演好这一剧本，导演周桓带领演员重走长征路，爬雪山、过草地，获得最直接的体验。杨尚昆还为剧组开设了3个小时的报告会，详细介绍《北上》的历史背景、主要人物的思想等。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北上》在广东公演后轰动一时，随即入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的演出。

在北京，《北上》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过红军的老同志们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1981年6月23日，习仲勋、杨尚昆、肖华、廖汉生、梁必业、黄镇、周扬等人观看演出，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出好戏。习仲勋指出战士话剧团在很短时间里能够靠自己的演员排出这样一部大戏，是很不容易的。杨尚昆则给演员们讲解领袖人物表演及台词的要点。第二天，韦国清、杨勇、康克清、伍修权、迟浩田、林默涵等人观看演出。大家观看得很认真，张震和伍修权提出演出中“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是徐向前的话，因为剧本创作时贯彻了中央“健在的中央领导不出场”的精神，所以这句经典台词由别人说出。根据二人的建议，李伯钊修改了剧本台词，由任弼时说“徐向前同志坚持北上的意见，他讲‘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确保历史的真实性。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认为演员们演得非常好，很真实，还热情邀约扮演任弼时的演员去家中做客。康克清对演员的化妆和服装提出了若干建议。

1981年，李伯钊和《北上》的演员合影

7月9日，乌兰夫、江华、谭震林等人观看演出，江华认为李伯钊有资格写这一话剧，还向她介绍陈昌浩的人物特点。7月18日，王震、万里、谷牧、宋任穷等人观看演出，王震指出扮演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演员演得很像，并且详细介绍了毛泽东将总政委位置让给张国焘的原因，帮助演员深入理解台词。7月20日，薄一波、李先念、余秋里等人观看演出，李先念回忆起两过草地的经历，余秋里讲述藏民藏粮食的趣闻，并指出演员要在台词上下功夫……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在大家的帮助下，《北上》不仅在史实上更加精准，塑造人物形象也更加贴切，演出也愈加炉火纯青。

经典何以不朽：史实与艺术的交融，生命与信仰的共鸣

文艺界对李伯钊晚年创作的《北上》也予以极大关注。中央戏剧学院在创作阶段就提供了大量支持，时任院长金山担任《北上》的艺术顾问，学院教师王树元辅助李伯钊进行剧本创作，齐牧冬担任舞台设计，贺健担任台词指导。1981年7月14日《北上》剧组进京演出之际，中国戏剧家协会、总政治部文化部还为《北上》举行了座谈会，曹禺、刘白羽、赵寻、凤子、阮若珊、夏淳、胡可、于村、董行佶、漠雁、刘川等人参加。曹禺开宗明义，认为这是李伯钊写戏以来最好的一个戏，比之前的《长征》要好得多，并且很幽默地表示：“戏是由高手写的。戏不能说是伯钊同志一人写的，但伯钊同志做了元帅，她指挥着一支军队，打了大胜仗。”刘白羽之前就曾看过《长征》的演出，也参加过《长征》的座谈，因此对李伯钊几十年坚持写“长征”，非常敬佩，认为这部戏在政治上、艺术上都非常成功，作出了重大的突破，军队搞创作的同志，应当很好学习。胡可认为这部戏达到了党性与真实性的统一，这与作者了解历史是分不开的，写领袖人物的戏中，《北上》是最成功的一部。大家为《北上》出谋划策，李伯钊自然十分感激，对文艺界的同志们表示了感谢，并很谦虚地希望这部戏的排演也许为其他文艺单位排演提供借鉴。

毋庸置疑，《北上》的创作是成功的，李伯钊借鉴了之前创作《长征》的经验教训，按照话剧创作的规律设计剧情与场面，将“北上南下”定为全剧的中心矛盾，全剧由此变得集中与统一，体现了极佳的选材布局能力。戏剧评论家陈恭敏在《于方寸中见功力—〈北上〉的艺术特色》中总结为：布局高明，立意独到，构思精巧，做到了“动作的统一”与结构的严谨，熟悉人物，写好了人物关系，由此情节游刃有余。但能够在创作中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金山曾在1980年11月致信李伯钊，沟通《北上》的创作，信中这样写道：“这个剧本的主题思想好，特别是由于得到几位长征老同志的关心并指导，就会更好。问题在于如何把好的主题思想，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表达出来，这的确是需要下功夫的。”

《北上》是李伯钊人生中最后一部话剧作品，也是最好的一部作品，因为她并非仅仅用笔在写，而是用血泪完成新的长征。正如王震所说：“对一位女同志来说，在那样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三过草地，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是可想而知的。”《北上》的创作，同样反映了李伯钊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她抱着被迫害致残的身体，在瘫痪期间仍在写字、创作，由此才完成了这样一部经典之作。

1985年，正值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李伯钊在初春时节随杨尚昆前往遵义参观。她看到了当年长征路上自己手书的标语，往事如烟，感慨万千，一路追忆往昔、畅谈今事，又产生了很多新的创作计划。但可惜的是这一年的4月17日，奔波一生的她停下了前行的脚步。果戈理说：“正如战士握着枪支死去一样，唇边带着歌声死去，是一个诗人的无可推卸的天职。”李伯钊用一生的创作经历践行了诗人的天职，可谓“战歌声不断，长征步不停”。

1985年，李伯钊在去世前一个月仍在坚持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