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欧洲的和唱传统及其他
发布时间：2026-02-12 11:30:00 浏览量：2
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里面谈到西方的合唱传统，说这一传统产生的原因是一种集体精神的训练。这话说得挺有意思，让我琢磨了好一阵子。确实，欧洲的合唱艺术发展到今天，已经远远超出了音乐的范畴，变成了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社会黏合剂。你去看欧洲那些大大小小的城市，几乎都有合唱团，从教堂里的唱诗班到社区的业余合唱团，从学校里的童声合唱到专业合唱团体，五花八门，而且参与的人还挺多。这里面肯定有些深刻的原因，不只是“爱唱歌”这么简单。
视频里提到的那个点，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但我想再补充一些自己的看法。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非常喜欢古典音乐，也喜欢合唱，我曾经就读的南开大学从很早就有合唱的传统，我们上大学时就曾经不止一次地参加校园合唱，并且有幸受得到过指挥家李德伦的亲自指挥。我在退休前组织单位里成立了合唱团，并且带头参加排练演出。可以说，参加合唱的确是一种美的享受。
现代的合唱艺术起源于欧洲，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说欧洲人合唱传统源于对集体精神的训练，这就说得有点片面了。因为这种说法解释不了比欧洲人更注重集体精神的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产生那样的合唱传统。其实，欧洲的合唱传统是多种原因叠加的结果。
先说古希腊吧。要知道，古希腊戏剧里有合唱队的传统，一群人站在台上，用歌唱的形式评论剧情、表达情感。这应当是现代合唱艺术的一个重要源头。但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古希腊人为什么要把合唱放在那么重要的位置？可能和他们整个文化里对“和谐”的追求有关。古希腊人认为宇宙是有秩序的，这种秩序体现在数学比例上，而音乐恰恰是最能体现数学和谐的艺术形式。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就说过，音乐教育比其他任何教育都重要，因为节奏与和谐能深入灵魂深处。你看，人家两千多年前就把合唱提到这个高度了，不只是娱乐，而是教育，是塑造人的手段。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点：和声学在“君子四艺”里的位置。这个挺关键的。古希腊人把算术、几何、和声、天文放在一起，统称为“四艺”，是每个受教育者都要学的。后来中世纪又加上了文法、修辞、逻辑，成了“七艺”。在这个体系里，和声不仅仅是音乐问题，更是数学问题、哲学问题。欧洲人很早就从数学角度研究声音的比例关系，毕达哥拉斯学派就用弦长比例来解释音程关系。这种思维方式让欧洲的音乐理论从一开始就带着强烈的理性和系统性。
这种理性和系统性对合唱艺术的发展太重要了。因为有了和声学的理论基础，欧洲的合唱很早就开始探索多声部。不是大家一起唱同一个旋律，而是不同的声部唱不同的旋律线，这些线条按照一定的和声规则交织在一起，产生丰富而立体的音响效果。这需要精确的计算、严格的训练和密切的配合。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已经发展出相当复杂的多声部合唱音乐，像奥尔加农、迪斯康特这些形式，声部之间的对位关系已经相当精巧了。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音乐虽然也博大精深，但在多声部发展上确实走了不同的路。不是说我们没有多声部，像一些少数民族的民歌里就有多声部因素，侗族大歌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汉族传统音乐确实以单旋律线条为主，更注重旋律的韵味和装饰，而不是声部之间的纵向关系。这里面原因很复杂，有文化性格的原因，也可能有思维方式的原因。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汉族文化含蓄不张扬。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更推崇“敬”与“静”，对“张扬”的东西保持一定距离。孔子说“郑声淫”，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强调的是节制和中庸。在这种审美观念下，那种需要很多人协同、声音宏大的合唱形式，可能就不那么容易发展起来。
中国古代音乐理论其实很发达，咱们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十二平均律的国家，明代朱载堉的贡献比欧洲早了差不多一百年。问题是这些知识在当时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非常有限。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音乐人的地位不高，所谓“倡优蓄之”，音乐常常被视为简单的娱乐、消遣，而不是严肃的学问。虽然有宫廷音乐、雅乐，但这些更多是礼仪性的，和普通百姓的生活有距离。而欧洲那边，音乐从一开始就是“七艺”之一，是正经的学问，是受教育者必须掌握的知识。这种地位差异可能影响了两种文化中音乐发展的方向。
接着说欧洲合唱传统的第三个支柱，那就是基督教。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从公元四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开始，音乐就成为基督教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教会继承了犹太会堂的颂诗传统，发展出了格里高利圣咏。这种圣咏是单声部的，但已经有了调式系统和一定的旋律规范。随着时间推移，多声部音乐逐渐进入教堂，从简单的平行奥尔加农到复杂的经文歌，教堂成了多声部合唱音乐最重要的创作和表演场所。
基督教对合唱艺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教堂提供了稳定的演出场所和赞助。几百年来，欧洲最好的作曲家很多都是为教会写作的，他们创作的弥撒、经文歌、圣母颂歌，推动了合唱艺术的技术和艺术发展。其次，教堂唱诗班成了培养音乐人才的重要基地。很多作曲家从小就是在唱诗班里学习音乐基础知识的。第三，更重要的是，基督教神学为合唱艺术提供了深刻的精神内涵。在基督教观念里，合唱象征着信徒的合一，象征着天国里天使的赞美。奥古斯丁说过：“歌唱是双倍的祈祷。”当一群人用和谐的声音赞美上帝时，这不只是在表演音乐，更是在实践一种神学理想，即不同的个体在基督里合而为一。
这种宗教背景让欧洲的合唱有了独特的文化意义。它不只是艺术，也是信仰表达；不只是个人才华的展示，更是集体灵性的体现。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你去看欧洲的合唱团，无论是宗教性的还是世俗性的，很多都还保留着这种精神气质，也就是重视合作、强调和谐、追求超越个人的更高价值。
文艺复兴是个转折点。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音乐逐渐从教堂走向宫廷、走向市民社会。世俗合唱音乐发展起来，像意大利的牧歌、法国的香颂等，这些作品虽然题材世俗，但在多声部写作技巧上往往比宗教音乐更加大胆、更加富有实验性。同时，印刷术的普及让乐谱更容易传播，音乐教育也开始走出修道院和教堂，在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展开。
到了巴洛克时期，歌剧的兴起给合唱带来了新的舞台。在歌剧中，合唱既可以代表群众，也可以代表神明，还可以作为剧情的评论者。亨德尔、巴赫这些大师把合唱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巴赫的受难曲、康塔塔，亨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这些作品中的合唱段落不仅技术上登峰造极，艺术表现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时期，合唱继续发展。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末乐章的《欢乐颂》，把合唱引入交响曲，表达全人类团结友爱的理想，这在当时是个创举。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像门德尔松、勃拉姆斯、威尔第、瓦格纳，都在合唱音乐上有重要贡献。威尔第的《安魂曲》、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都是合唱文献中的瑰宝。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合唱的社会功能也在发生变化。它越来越成为市民社会的一种文化活动形式。十九世纪，欧洲各地兴起了很多业余合唱团，工人合唱团、学生合唱团、社区合唱团，各种各样的人因为喜欢唱歌聚在一起。这些合唱团不只是排练演出，也成为一个社交圈子，一种社区凝聚的方式。在德国，甚至有所谓的“歌唱协会”运动，把合唱和民族认同、民主理念联系起来。所以视频里说合唱是“集体精神的训练”，从这个角度看，确实也有一定的道理。
说到这里，我想起欧洲合唱和中国传统歌唱的一个根本差异。欧洲合唱，特别是多声部合唱，本质上是一种“架构性”的艺术。它需要事先精心的设计和安排，每个声部唱什么、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强弱变化如何，都有严格的规定。指挥就像是建筑师，把各个声部组织成一个完整的结构。而中国传统歌唱，特别是戏曲和民歌，更注重“即兴性”和“韵味”。同样的曲牌，不同的演员唱出来可能差别很大，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当时的状态加入装饰、变化节奏，追求的是个性化的表达。这两种取向没有高低之分，但确实反映了不同的文化思维。
欧洲合唱那种架构性的特点，可能和他们的理性传统有关。从古希腊开始，欧洲文化就特别重视逻辑、重视结构、重视系统。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体现在哲学、科学上，也渗透到艺术里。多声部音乐就像是一个音响建筑，各个声部之间的关系要符合一定的规则，要和谐，要有逻辑。这种对结构的追求，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和声学会成为“君子四艺”之一。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关于关系的学问，是关于部分如何组成整体的学问。
反观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当然也有对和谐的追求，但我们的和谐观念可能更偏向于“和而不同”，是多样性中的统一，而不是结构性的统一。中国画讲究“气韵生动”，中国诗词讲究“意境”，中国音乐讲究“韵味”，这些概念都更偏向于感性、整体性的把握，而不是分析性的结构。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多声部合唱在中国传统中没有发展起来，因为我们的审美关注点可能不在那个方向上。
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差异正在改变。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合唱艺术也传入了中国。从李叔同创作第一批中文合唱曲开始，中国合唱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群众歌咏活动广泛开展，合唱在中国也成了一种重要的文艺形式。我们创作了不少优秀的合唱作品，也建立了很多高水平的合唱团。近年来，中国合唱团在国际比赛中的表现越来越亮眼。
但有意思的是，中国合唱的发展路径和欧洲不太一样。我们的合唱从一开始就和民族救亡、社会动员紧密联系，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就是个典型例子。后来，合唱又成为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在中国，合唱的“集体训练”功能可能比欧洲更加突出。我们通过合唱培养集体主义精神、纪律意识、合作能力，这些和视频里说的欧洲合唱的社会功能有相似之处，但语境和内涵可能有所不同。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中国少数民族的多声部民歌传统，比如前面提到的侗族大歌，还有壮族的双声部山歌等等。这些传统表明，多声部音乐思维在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只是在汉族主流文化中没有发展成为系统化的艺术形式。少数民族的多声部民歌往往是自然形成的，和生活环境、劳动方式、社交习俗紧密相连，更多是一种“自发的”艺术，而不是“自觉的”艺术创作。这和欧洲那种建立在音乐理论基础上的多声部合唱确实不一样。
现在回到欧洲合唱传统这个话题。我觉得欧洲合唱能发展成今天这样，有几个关键因素：一是深厚的理论传统，从古希腊的和声学到中世纪的调式理论，再到文艺复兴以来的和声学、对位法，欧洲音乐有一整套严密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撑；二是稳定的制度支持，教会、宫廷、后来的市民社会都为合唱提供了演出场所、经济支持和人才储备；三是丰富的社会功能，合唱既是宗教崇拜的形式，也是艺术表达的方式，还是社会凝聚的手段；四是持续的艺术创新，从格里高利圣咏到文艺复兴复调，从巴洛克康塔塔到浪漫主义清唱剧，再到现代的合唱作品，欧洲合唱一直在发展变化。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又丰富理论；制度支持创作，创作又强化制度；社会需要艺术，艺术又服务社会。欧洲合唱传统就像一棵大树，有深扎在文化土壤里的根，有粗壮的主干，还有不断生长的新枝。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歌唱艺术走的是另一条路。我们有丰富的民歌传统，有精致的戏曲唱腔，有意境深远的古琴音乐，这些都非常宝贵。我们没有发展出欧洲式的多声部合唱传统，不是因为我们“落后”或“不足”，而是因为我们选择了不同的艺术发展路径，有着不同的审美取向和文化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