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尔德一边弹巴赫一边哼歌 l 这“怪毛病”，为什么反而让人上瘾？

发布时间：2026-01-20 11:31:52 浏览量：3

世上有两种“噪音”：一种叫无聊，一种叫人味儿。格伦·古尔德的哼唱，恰恰属于后一种。

你若在唱片里第一次听见他那不合时宜的“嗯哼”，多半会愣一下：这是谁家的亲戚，怎么混进了录音棚？可听着听着，竟又觉得可亲。像一位严肃得过头的先生，忽然在句末露出一丝不小心的笑。古典音乐被我们供在玻璃柜里太久了，古尔德偏要把它从柜子里抱出来，放回人的胸腔里，让它带点喘息、带点体温，甚至带点小毛病。

古尔德的怪，与那种“对别人发火、对世界发号施令”的艺术家不是一回事。他的锋芒多半不刺向旁人，而是折回去，刺在自己身上：对环境的苛求、对作息的反常、对身体的敏感、对社交的躲闪。以及那把闻名遐迩的矮凳子。一个人若把日子过成实验室，任何多余的变量都会让他心烦。而哼唱，偏偏像他唯一允许自己泄露的变量：你可以理解为紧张时的自我安抚，也可以理解为灵感上身时的本能外溢。总之，它不是表演给观众看的“特色”，更像他自己也无法关掉的“旁白”。

有人说他演奏时像处在一种狂喜里。狂喜这词听上去太宗教，太像舞台上的英雄时刻；可古尔德的狂喜更像一个人关上门后的独白：他既被音乐击中，又忍不住参与击中。音乐在他身上不是“被演奏”的对象，而是“发生”的事件。于是，你听见的不只是巴赫的对位，也听见一个灵魂在里面打转、追赶、应答，偶尔还忍不住哼两声，像是对巴赫说：“对，就是这里，你看我懂了。”

他从小就这样。传记里写，别的孩子哭，他哼。若换作今天，大家会忙着给他贴标签，仿佛一个词就能解释一切。可我倒觉得，人与音乐的缘分，有时跟“解释”关系不大。古尔德生在一个会唱会弹的家庭，母亲是教堂合唱的独唱者、指挥、管风琴手；父亲也唱歌，年轻时拉小提琴。这样的家里，音乐不是兴趣，是空气。一个孩子若在空气里长大，后来离不开空气，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更妙的是他练琴的“姿势传说”：母亲带着刚学会站立的他去摸键盘，他从下方够琴键，手臂伸长，身体前倾。后来他在钢琴前那种近乎贴伏的姿态，像一只栖在树上的大鸟，仿佛就从童年的这一刻埋下了伏笔。人的许多“怪”，从来不是长大以后突然决定的个性，而是小时候身体记住的一套生存方式，日久天长，变成了风格，甚至变成了命。

1955年，他录下《哥德堡变奏曲》，那是一张至今仍带着年轻火焰的唱片：清澈、锐利、兴奋，像一个人把门猛地推开，空气突然涌进来。更传奇的是录音现场：温暖的夏天，他却穿着冬大衣、围巾、手套，带着毛巾、矿泉水、药物，以及那把他视作“亲密伙伴”的矮凳子。他泡热手臂、调凳脚、像工程师一样布置现场，然后开始弹，并且哼。那一刻你会明白，古尔德不是在“录音”，他是在“举行仪式”。仪式的目的不是取悦听众，而是让自己进入那种最真实的工作状态：像刀要磨到最薄，像镜要擦到最亮，才能照见他想照见的东西。

那把椅子后来几乎成了古典音乐史上最有名的“道具”。破到需要胶带和螺丝维持，甚至还会在录音里发出轻微的摇晃声。讽刺吗？一个对声音如此敏感的人，却死守一把会制造噪音的椅子。可这正像人生：你越想把世界变得完美，越会发现自己离不开某个不完美的小角落。椅子对他而言不是家具，是坐标，是安全感，是“我在这里”的确认。没有它，他的身体就找不到那条通往音乐的路。

至于哼唱这件事，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它把我们对于“完美”的执念轻轻戳破。现代录音工业太擅长制造“无瑕”：每个音准到像用尺量过，每个力度像被打磨过，连呼吸都像经过批准。可无瑕听久了，人会饿，饿的不是音符，是活着的痕迹。古尔德的哼唱、呼吸、偶尔的杂音，反而让人确信：这不是一台机器在输出“正确答案”，这是一个人正在冒险，正在思考，正在投入。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后来干脆离开音乐会舞台，转向录音室。音乐会需要重复，需要社交，需要在固定流程里一次次“交付”。古尔德讨厌这一套。他要的是创造，是改写，是在同一首曲子里不断找到新的入口。对他来说，录音室更像作家的书房：可以拆解、重组、修订、推翻。舞台上的掌声与目光，对他而言反倒像干扰。他不愿被观众左右，也不愿被所谓“职业路线”定义。他要的不是“成为演奏家”，而是把自己那套关于音乐的哲学，做成可被听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