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研讨会上，关于莫言的戏剧文学，大家都说了啥？

更新时间：2025-04-08 10:02  浏览量：2

作为当代著名作家，戏剧文学创作一直是莫言创作中的重要一翼。其中，《我们的荆轲》《霸王别姬》《酒香》《锦衣》《鳄鱼》等重要作品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央华戏剧等创排演出，引起了强烈反响。从2001年《霸王别姬》获曹禺文学奖到2024年《鳄鱼》全国巡演，莫言的创作始终与新时代中国文化复兴同频共振，这既是他的个人突破，亦是中国文学参与全球对话的重要实践。文学如何以戏剧思维拓展边界？戏剧如何以文学精神找到新的突破？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创造：莫言戏剧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文学界、出版界、戏剧界、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围绕莫言的戏剧文学创作进行了深入交流与研讨。

在戏剧创作中展现小说家的不凡功力

话剧《鳄鱼》剧照

在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看来，古今中外凡能成为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都讲究“不拘成法”。而莫言就是这样的作家、剧作家。他的小说、剧作往往在法度之外，展现出文学艺术对创新的不断追求。他以莫言的最新剧作《鳄鱼》为例，谈到作为剧作家的莫言所展现出的另辟蹊径的才华与“改天换地”的艺术抱负。在他看来，莫言用戏剧的方式呈现人的欲望和人性的复杂，本身就具有极大戏剧性。大幕开启，一个逃亡的贪官内心的丰富与痛苦被一一呈现出来。不同以往，莫言在这一人物身上涂抹的色彩是五颜六色的，体现出表现主义戏剧的特点。莫言以实验性手法打破线性叙事，形成西方“陌生化”与中国传统创作观的融合，特别是剧中人最后3000字的独白，彰显出其戏剧创作的探索性、实验性以及莫言作为小说家的不凡功力。

“在文学的分类越来越细的当下，一个作家对文学的认知、对世界的认知如何才能做到更好？我们是否还有另外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莫言为当代作家‘回到过去’做出了一个参考。”在《人民文学》主编徐则臣看来，莫言的戏剧里面有对传统文化、传统叙事资源以及民间文学、民间文化资源的大量汲取，比如长篇小说《生死疲劳》等，就是对《聊斋志异》中短篇小说模式的“放大”。而莫言的戏剧作品也是如此，比如《锦衣》《鳄鱼》等，里面有许多“聊斋”的元素。在不同文体、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不断转换中，莫言从一个小说家向剧作家的身份转变，展现了一个“大作家”对传统的一种回归。

读莫言的剧作，给作为“专业读者”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鸿带来了“纯粹来自文学阅读的快乐与莫大欣喜”。莫言作品中那些语言的狂欢与智慧，和作家的思考、可贵的反讽及黑色幽默等，都让她看到了作为小说家的莫言的文学精神和文学语言的延续。“与小说会把我们带入生活相比，戏剧让我们感到自己既是一个阅读者，又是一个观察者，同时还是一个思辨者。”梁鸿认为，莫言的戏剧用高度抽象的概念和大段台词的语言碰撞，揭示人物内心的转变，体现了文学家一贯的对人的存在的探讨。“《鳄鱼》中，人物的语言是荒诞的抽象的，莫言让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巨大的不安，以抽象的带有某种哲理性并且富有激情的戏剧语言在舞台上进行充分表达，并给予我们巨大的冲击，作为戏剧家的莫言，已找到了直抵观众内心的方法。”

打破了文学与戏剧的分界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谈到，上世纪80年代起莫言写了很多小说，在他的中短篇、长篇小说及剧作里，无论是作品的节奏、内容、形式还是人物采用的称谓等，他的选择与表达方式都与时代有关，都是具有时代性的。“对于莫言这一代人来说，他们所经历的历史形成了他们作品中的独特的具有戏剧性的风格，对于莫言的写法以及他为什么这样写，都需要日后通过大量资料的沉淀梳理来形成一个更全面深刻的看法。”

作为文学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萍更加关注莫言的戏剧与小说创作之间深刻的互文关系。在她看来，文学性是莫言戏剧的根基，而戏剧性则反向滋养了莫言的文学表达。莫言的小说以高密东北乡为舞台，很多时候人物都处在极端化的生存状态，而这种内在的激烈冲突天然契合戏剧本质。莫言的剧本戏剧结构、人物事件以及时间线的设计非常精巧，大段台词能量充沛，戏剧张力很强。他的文学表达也是“感官轰炸式”的，其小说就像一场高饱和度的戏剧演出。此外，莫言作品中行为驱动的叙事逻辑与对小说内场景的浓缩调度的呈现，都带有明显的舞台调度思维。同时，莫言的语言系统也非常适合舞台化的改造。他的小说中强烈的独白天然接近戏剧的台词，既有小说的心理深度又有台词的能量力度。小说中的语言节奏在戏剧中演变为台词的诗化韵律和通感式的舞台表达，同时具有文字想象空间和表演的即时冲击力。“莫言的创作打破了文学与戏剧的分界，他的小说是未上演的戏剧，戏剧是立体化的小说，延续着文字的隐喻系统，这种互文的本质是酒神精神的两种呈现方式。小说用语言酿造高粱酒的烈性，戏剧用舞台点燃唢呐声里的火光，两者共同构成了莫言式的生命的狂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认为，莫言的很多剧作甚至超过了他的小说。在他看来，莫言的小说和他的戏剧作品互相抗辩、互相控制。比如小说《蛙》中，正是通过戏剧形式的加入，把这一故事改造、训练成了一个杰出的艺术作品。还有莫言小说中活色生香的气息，不仅来自生活，也来自他对民间戏剧的阅读、观看和痴迷。同时，戏剧又是一个严格受到时间限制的艺术，必须在固定的环境、固定的时间里把一个故事完成，因此莫言也要感谢戏剧对他的训练和滋养，使他在戏剧的限制里实现很高的提升。杨庆祥认为，对于莫言的戏剧与小说来说，共同的文化精神底色则是深置于民族文化之中的“暗传统”，与温柔敦厚、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明传统”不同，那些具有颠覆性的人的形象与人格精神，主要的艺术承载便是戏剧，莫言把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意识与精神传统，用文艺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是他的作品最了不起的地方，而这种颠覆性来自民间戏剧，这是今天在谈莫言戏剧、中国戏剧的先锋精神时一条值得探究的精神脉络。

他启发我们怎样去认识文学本身

话剧《我们的荆轲》剧照

“当莫言转向戏剧写作时，实际上已经在启发我们怎样去认识文学本身。”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谈到，在莫言的创作中他真切地发现了文学在戏剧之中的存在。当下，对莫言作品的讨论，大家更关注他是如何把一种小说的风格、追求与语言特色带入戏剧中的。无论是从宏观的角度，还是从具体作品的解读，或是对戏剧与小说、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讨论，对莫言的戏剧资源、戏剧思想、戏剧基因的认识，以及他从小说转向戏剧创作的审美惯性等，很多人都是从文学的角度、文学的立场、文学的思路、文学的想象去讨论莫言的戏剧文学的。在贺绍俊看来，莫言转向戏剧文学创作，是他由此找到了自己继续前行的空间。就像贝克特，写戏剧是因为他找到了自己前行的可能。“莫言似乎也是如此。从他的剧本创作中，我感到他似乎更加把精力放在去追求思想的深度和力度上。以前他的小说写得洋洋洒洒，语言那么奔放，但是当他进入戏剧，他就直接进入到了对思想的表达，通过对话直接表达他对世界的看法，我觉得这是成功的尝试。”

《扬子江评论》副主编何同彬在交流中提出，今天，在戏剧界焦虑戏剧没有文学性的同时，当下文学场域中戏剧精神缺失的问题也应引起注意。“新一代的读者需要新的创作，而我们能以什么样的资源来吸引新的读者？”在何同彬看来，戏剧对人性探讨的强度，它在戏剧空间当中瞬间凝聚起来的精神力量，反思的力度和强度，某种程度上已承担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作为公共文化空间所承担的功能。而在今天这个时代，文学、戏剧如果不能再提供这样的公共空间，就将走向衰落。“在任何时代，戏剧都是属于青年人的，这对戏剧的发展是好事，因此，戏剧已承担了很多先锋实验的文学功能，未来，包括莫言的创作在内，我们如何吸引今天青年人的目光更加重要，这也是我们今天探讨戏剧文学的重要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在总结莫言戏剧创作成果时表示，莫言的创作在纵向上连接着从古希腊开始，到莎士比亚，再到斯特林堡和奥尼尔等现代戏剧的优秀传统，在横向上则连接着中国民间的戏剧传统，是莫言小说创作之外又一充满了语言光辉的创作类型。莫言的戏剧语言典雅中有粗犷，酣畅中有节制，是他对小说叙事结构和文体“压抑”下又冲出重围的语言才华在戏剧舞台上的又一次体现。他的作品同时吸纳了文学和现代戏剧的创造性精神，他用作品唤醒了读者，唤醒了观众，使得舞台和观众、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界限消失，以自己的方式唤醒了人们对于生活和艺术的感情。莫言戏剧创作的成功，更为这个网络时代，这个信息爆炸、短视频吸引眼球而文学似乎要式微的时代重新注入了温热的激情和文学的光辉，为当代文学创作与戏剧创作提供了文学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