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重庆⑥｜陈白尘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

更新时间：2025-03-13 14:15  浏览量：3

新重庆-重庆日报 泥文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是抗战期间迁到重庆的大学中的一分子，能够留下它独特的足迹不是偶然。国立戏剧专科学校1935年秋创建于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进而疏散于长沙，1938年春转迁重庆于上清寺附近的一处宅院内，1939年4月疏散迁徙于四川江安县，1945年6月迁回重庆北碚，1946年夏复迁南京。

抗战时期的重庆，全国各地文艺大师、高手云集，给重庆的文学艺术氛围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峰时期。戏剧家、电影作家、编剧陈白尘就是其中之一，那时他是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青年教师。

陈白尘到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有偶然成分。多年后，他于回忆录《剧影生涯》中写道：“当天晚上招商局在轮船上宴请我们全体演职员，曹禺同志也被邀参加，并且开怀畅饮，酩酊大醉。当晚我们全体人员还被招待在船上过宿，我和曹禺同志同宿一间舱内，畅谈通宵。那时他的《雷雨》《日出》和《原野》早已问世，但戏剧界某些前辈对他还很歧视，这使他很感痛苦。我与他虽是初遇，但他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后来他邀请我去国立剧专教书，便是这夜深谈的结果。” 有了彻夜长谈，也有了“君子协议”，待把剧团人员送达成都之后，陈白尘就立即随同曹禺一起去国立剧专教书。

1937年10月，陈白尘及孟君谋、沈浮等人率领上海影人剧团，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重庆，成为后来大批文艺团体纷纷入川的开路先锋。他作为剧团唯一的编剧，在新的环境要开辟天地，要有好的剧本才行，而“剧本荒”让他感到不安。这同样也是抗战初期进步剧坛所共同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尽管在迁往重庆之前，赶写了一个小戏《卢沟桥之战》，到重庆后，又匆匆编写了一个多幕剧《汉奸》，而后宋之的以德国作家席勒的剧本《威康•退尔》为蓝本，改编出了多幕剧《民族万岁》，但是这远远不够，只能反复上演从上海带来的几部看家的旧戏，无法满足广大观众的迫切需求。作为急就章，这些剧本的质量大都平平，除了内容上具有现实性、革命性和战斗性外，是谈不上什么艺术水准与审美要求的。对于这一点，陈白尘为当时的剧本创作总结出一个“公式”——“青年要抗战，老年人反对，最后，鬼子或汉奸来这么一逼，于是逼上梁山，男女老幼一起举起手来：‘抗战！’”再一种：“老年人或爱人有汉奸行为，青年人最初爱他，后来恨他，再后来杀了他！——大义灭亲，完结。”

后来，陈白尘在他《汉奸》一书的“题记”里这样写道：“《汉奸》和《卢沟桥之战》一样，仅一未经艺术加工的报告而已。……虽以《汉奸》命题，但对于汉奸之描画，实在太宽容了它！——这，我企图在新作《魔窟》中去赎我的过失。”他提到了自己下一个剧本的构思，更提到了对自己以前作品的深深不满以及对今后创作的严厉要求。

然而这一“新作”，一直拖到1938年的夏天，亦即来到国立剧专任教之后，才得以动笔。为此，陈白尘深深地感谢曹禺，是曹禺帮他摆脱了剧团的诸多杂事，是曹禺为他争取来了宝贵的创作时间。而这，也正是他之所以于那晚的轮船上迫不及待地签订下“君子协议”的真正原因，也是他在回忆中为什么要留下这一笔的真实心得。

当陈白尘站在国立剧专的讲台上，面对着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时，他的心中是种什么滋味呢？既有获得解脱后的舒畅，又有忐忑不安的愧赧——他的学生 们曾经告诉过我：“陈先生讲课时，眼睛总是盯着天花板，嘴里一个劲地重复着‘这个，这个……’”陈白尘有轻微的口吃，但他更多的是在意如何才能教好“剧作法”这门课程。

学生的目光在逼迫着他思索，学生的提问在逼迫着他反省。终于，陈白尘拿出了自己澄思渺虑后的心得与体会，并于次年将这一讲义整理成论文《抗战戏剧创作方法论》。后又将它改写扩大为专著《戏剧创作讲话》。

陈白尘不愿做“空头教育家”，更不愿意纸上谈兵。于是在国立剧专那个小小的庭院内，在庭院后边那简陋的教室中，他一边思索，一边实践，一边反省，一边创作。他在完成课堂讲义的同时，也创作出了能展示自己创作风格与水平的四幕政治讽刺喜剧《魔窟》，也就是他之前在自己的文章里所说的“去赎我的过失”的那部《魔窟》。

故事发生在一个沦陷的小县城内，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后，“满城看不见几间房子，满城找不到一个人，到处是尸首：女人的，孩子的，横七竖八地躺了满街满巷。到处都是野狗在抢食人的尸首，狗嘴上鲜血淋淋……”然而就在这时，在一片残存的豆腐店里，一群社会上的渣滓麇集了起来。他们认敌为友，以耻为荣，竟于尸骨未寒的屠场上挂起了“地方维持会”的招牌。他们先是饿狗抢食般地争夺官位——贩卖毒品的暴发户李步云自恃有日本人作靠山，轻而易举地坐上了维持会的头把交椅；地痞流氓刘殿元蛮横霸道，抢到了一个警察局副局长的头衔；肉店老板陈万兴刀剑出鞘，方争来一个财政局局长职务；衙门口的土讼师吴从周当仁不让，也捞到了教育局局长的席位；张宗昌的旧部下、贩运军火的潘歧山封的是保安大队的大队长；就连刘殿元的那个既淫荡又凶狠的姘头孙大娘也不甘示弱，死乞白赖地混上了一个慰劳队的队长……一番弹冠相庆之后，新官们走马上任。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为日寇服务、为自己捞钱。他们侜张为幻，诓骗百姓返乡；他们四处抢劫，搜刮民脂民膏；他们私贩军火，暗地里中饱私囊；他们搜索妇女，取悦侵略强盗……于是乎满台都是尔虞我诈，满台都是争风吃醋；无人不寡廉鲜耻，无人不灭绝天良！——这可真是一幅活脱脱的沐猴而冠的群丑图！

陈白尘将剧本定名为《魔窟》，后来上演时又改作《群魔乱舞》，他将自己的满腔愤怒与鄙视，酣畅淋漓地宣泄在了这批业已当上傀儡和正欲充当傀儡的汉奸们身上。

当时国立剧专的学生们，迫不及待地将这一刚刚完稿的《魔窟》排演了出来，顷刻之间便轰动了整个山城。特别是1939年1月6日，由华北流亡学生工作队邀请章曼苹、凌琯如、钱千里，以及国立剧专的学生赵韫如、耿震、石羽等人再次联袂演出于国泰大戏院时，恰好成了对不久以前刚刚逃亡河内的头号汉奸汪精卫的无情鞭挞。

《魔窟》由后方演到了前方，由陕北延安演到了华东新四军总部。它成了陈白尘剧作之中演出场次最多、演出地区最广的剧本之一。另一个便是后来的《升官图》。无疑《魔窟》是成功的，成功在于陈白尘在国立剧专的课堂上思索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抗战戏剧。他说：“抗战戏剧不过是戏剧创作上的一个口号，并不是戏剧的一种创作方法。而在创作方法上，我们一贯的是个现实主义者。”他呼吁：“我们创作的视野不应该再局限在狭义的‘抗战’框子里。对于抗战，我们应该用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我们应该从各式各样的人物身上去反映它。我们的创作视野应该扩大，再扩大，扩大到把抗战看作是现实生活的全部。”这一认识在当时来说，无疑具有深刻的意义。国立剧专的课堂，让陈白尘得以认真思索，并真正寻找到了创作的核质与方向。

《魔窟》的故事来源于报纸上的新闻，人物是陈白尘肚子里的……1939年春天，由于日本飞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校园里已无法安放一张平静的课桌。国立剧专不得不再次迁徙。陈白尘因另有任务，不能离开重庆，他的国立剧专教书生涯也就此结束。

陈白尘在国立剧专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奉上了令人令己均感欣慰的成果：多幕政治讽刺喜剧《魔窟》，创作理论专著《戏剧创作讲话》。它们诞生于国立剧专那书声琅琅的校园内，也是陈白尘在戏剧生涯中收获的丰厚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