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围村收费：是权益和权力的抵抗，不能以立法将（违法合法化）

更新时间：2025-03-11 08:41  浏览量：1

东莞围村收费政策在引发数次村民与租户集体冲毁围栏事件后，最终通过立法实现"合法化"。这一充满戏剧性的政策演变，就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权力与权利的碰撞。当村口的水泥路被画上收费线，当世代居住的家园突然竖起电子栏杆，"自家门口停车为何交费"的质问，直指现代法治社会的核心。

立法合法性的悖论，最初的围村收费因缺乏法律授权而被判定违法，这本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共识。然而，当村民自发拆除收费设施后，地方政府却通过"立法"这一形式赋予违法合法性。这种"先违法后立法"的操作，就是将权力的任性包裹上法律的外衣。就像有人在公共道路上随意圈地收费，然后通过立法追认行为合法，这种"立法逆程序"严重动摇了法治的根基。

法律本来应该是社会契约的守护者，而非权力意志的橡皮图章。当立法沦为解决基层治理矛盾的应急工具，当公共政策的制定被局部利益集团左右，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必然受到质疑。东莞围村收费立法的"转正"过程，暴露出地方立法在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裂痕。

家门口的权利边界，"自家门口停车交费"的争议，本质上是公私领域界限模糊的缩影。在传统乡村社会，家门口的晒谷场、巷道等公共空间，长期处于村民自治的模糊地带。但随着利益的延伸，这些区域逐渐7被纳入市政管理体系，其权属性质亟待重新界定。

当市政府以"公共资源管理"为名设置收费关卡时，实际上是在重新划分权利边界。但这种划分必须基于公平合理的协商机制，而非单方面的权力宣示。就像城市道路停车收费需要经过价格听证、民意征询等程序，村庄公共空间的管理同样需要建立民主决策机制。否则，简单粗暴的收费政策只会加剧"公地悲剧"，引发更激烈的冲突。

收费背后的治理能力，围村收费政策的反复，暴露出基层治理的深层困境。面对城市化带来的交通拥堵、治安恶化等问题，地方政府既缺乏系统治理的智慧，又不敢触动既得利益格局，最终选择"一收了之"的懒政思维。这种头痛医头的治理方式，不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催生新的社会矛盾。

在深圳、广州等周边城市，社区停车管理普遍采用"政府定价+社区自治"模式，既保障公共资源合理利用，又充分尊重居民权益。相比之下，东莞围村收费的"一刀切"做法，既没有建立差异化的收费标准，也缺乏配套的交通疏导措施，本质上是将治理成本转嫁给普通民众。

重建权力与权利的平衡，破解围村收费困局，需要超越简单的"合法"与"非法"之争，在制度层面重构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机制。首先，应建立公共空间权属的法律确认机制，明确村道、巷道等区域的产权性质和管理主体。其次，推行"阳光收费"制度，将收费标准制定、资金使用等纳入村务公开范畴，接受居民监督。最后，探索多元化的社区治理模式，通过居民议事会、价格听证会等形式，让民众真正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

当村口的电子栏杆再次升起时，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冲突，而是更深的思考：如何既保障公共利益，又守护公民权利？当权力试图以立法之名突破法治底线时，谁来为民众的权益站岗？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东莞围村收费事件是法治进步的里程碑，还是权力任性的警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