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舞魂”吴晓邦：他在桂林撒播新舞蹈艺术的种子

更新时间：2025-02-05 12:20  浏览量：2

如果你了解中国当代舞蹈，一定知道吴晓邦。这个名字，与中国近代以来的舞蹈艺术联系在一起，更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轰轰烈烈的人民民主革命密不可分。

吴晓邦是著名的舞蹈表演艺术家、理论家、教育家。他一生热爱艺术，立誓“为人生而舞蹈”，主张用舞蹈反映现实人生的苦难与希望。抗战时期，他在灾难深重的中国奋力开创新舞蹈艺术运动。他的舞蹈震撼心灵，点燃了民族热情，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不屈意志。他也因此被称为“一代舞魂”。

1939年、1940年，他两次来到桂林，积极从事新舞蹈运动，在桂林各处演出、讲课，宣传舞蹈运动的意义，为这座山水之城撒播新舞蹈艺术的种子，也为桂林抗战文化城增添了无限活力。

“一代舞魂”吴晓邦。

从经济到艺术，人生的重大选择

吴晓邦，原名吴锦荣，原本是一个贫穷人家的孩子，从小过继给江苏太仓一个同姓的大户人家当养子。地处江南地区的太仓，从明清时代起就是官府的粮食基地，号称“第一粮仓”。这里水陆货运都十分发达，人们的思想也比较活跃。吴家经济富有，却膝下少子。养父对吴锦荣寄予厚望，一心想把他培养成家产的管理人。

儿时，吴锦荣勤勉好学，对艺术方面表现出特别的偏好。当时太仓建有江南地区最大的道观，每逢年节或有重大的事情发生，那里都要举行盛大的道教仪式。道观里的老道长是一个非常好的鼓手，能歌善舞。每当听见道观里传来鼓乐之声，吴锦荣就会兴奋地跑去观看。道观里的仪式表演，好听的歌唱，精巧神秘的手势和舞步，道士们表演时所穿着的绣着八卦、丹顶鹤、青松翠柏等等图样的服装，深深吸引着他。或许就是在那一刻，艺术的种子已经悄然埋进他的心里。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十分动荡。当时，很多大户人家热衷送孩子到海外求学，吴家也把吴锦荣送往日本学习经济。养父希望他学好经济，回国后接管庞大的家族商业事务。

可是，到了日本之后，经济学的理论并没有引起吴锦荣多大的兴趣，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新风潮却吸引了他。他居住在东京早稻田大学附近，活跃的文化和艺术气息给了他无限的激情和遐想。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文学名著，以及西方艺术的书籍，这些让他浮想联翩、心智大开。与此同时，他还受到了郭沫若等中国新文学先驱者的影响，这些文学家的新诗歌让他激情澎湃。于是，他开始用业余时间学习西洋乐，博览艺术方面的书籍，并成为波兰钢琴家肖邦的忠实崇拜者，以至于给自己改了一个名字——吴晓邦。渐渐地，他感觉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正确方向，毅然做出了重要选择——放弃学习经济学，转为专攻舞蹈艺术。

1929年至1936年，吴晓邦遵从内心的热爱，开始了舞蹈艺术的学习和创作活动。他先后三次东渡日本学习舞蹈。他坚定地对老师说：“今后我一定要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舞蹈。”

学成回国后，吴晓邦满怀激情投入舞蹈艺术的创作中。20世纪20、30年代，他的大多数作品抒发着他在人生体验上的情感苦闷，非常艰难地探索着中国舞蹈艺术的创作之路。《奇梦》《拜金主义》《傀儡》《和平的憧憬》等作品，已经明显地和社会现实连接沟通。那时，吴晓邦的舞蹈创作很少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认同，因为从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上看，从飘逸轻柔之风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女乐”艺术来看，他一个大男人，跳着如此“奇特”的、表现现实生活的舞蹈，实在有些另类。况且，这些舞蹈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并不华美，而总是在表现人生中的苦难与矛盾。但吴晓邦的内心却十分执着，他依旧把自己的眼光投放到社会的最底层。1932年，他在上海开设了晓邦舞蹈学校。这是中国现代舞蹈史上第一所教授舞蹈艺术创作和表演的学校。1935年，他又举办了第一次个人舞蹈发表会。这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舞蹈作品专场晚会。

吴晓邦创作的舞蹈《游击队之歌》。

新的舞蹈理念、新的表现主题，吴晓邦的舞蹈人生从此开启。他把自己所开创的这条全新的舞蹈艺术道路，命名为“新舞蹈艺术”。其宗旨是关注现实，关注百姓，关注人的真实境遇和情感。以舞言志，以舞警世，为人生而舞，这是他的坐标。

从1931年开始，喜爱“天马行空”的吴晓邦把他创作的主题投向大众，他以舞蹈为载体，勇敢地迎接战争的炮火，表现中国底层民众的真实心声。

1937年，“七七事变”让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的历史阶段。在这历史关头，他创作了舞蹈《义勇军进行曲》。这是吴晓邦新舞蹈艺术最著名的代表作。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伴随着激昂的音乐，他用充满阳刚却不失柔美的舞姿在舞台上表演，从中国武术散打中借鉴的冲拳、踢腿以及呐喊式的仰头问天动作，深深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观众。从此，舞蹈《义勇军进行曲》和吴晓邦的名字，传遍了弥漫着抗日烽烟的中华大地。

舞动激情，与桂林的别样情愫

桂林是一座山水之城，这里有与生俱来的文化艺术基因。在抗战的特殊年代，桂林又凭借独特的地理、交通、政治条件，成为西南乃至全国的抗战重镇，一大批文化志士齐聚桂林，他们在这里创作了一大批宣传和鼓舞抗战的文艺作品。

在这样的背景下，1939年9月，著名戏剧人欧阳予倩接到广西当局的正式邀请，要他速来桂林筹建省立艺术馆。欧阳予倩邀请吴晓邦一同到桂林。这是吴晓邦第一次到桂林，面对这里的奇山秀水，他深感“桂林山水甲天下”乃不枉之言。这次吴晓邦并没有在桂林停留多长时间，因为工作的关系，他离开桂林前往重庆。

或许是因为对桂林这座城市十分眷恋。1940年10月，吴晓邦再次来到桂林。当时，欧阳予倩已担任广西省立艺术馆馆长。他特地邀请吴晓邦到桂林出任艺术馆研究院兼舞蹈班主任。吴晓邦欣然应邀。

位于桂林的广西省立艺术馆，吴晓邦曾经在这里工作。

在桂林期间，吴晓邦除了参加一些抗战的文化活动外，更多时间是陶醉在舞蹈教学中。在他看来，多培养一些舞蹈人才，也是对丰富多彩的抗战文化的一种贡献。

吴晓邦积极筹备舞蹈训练班，吸引了桂林各行各业的舞蹈爱好者的加入。当报名的学生越来越多，吴晓邦突然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他需要有助手，需要有舞蹈界同仁的协力相助。于是，吴晓邦给在上海的他的女学生盛婕写了一封信，热情邀请她前来桂林协助教学。这封信改变了盛婕的人生轨迹。她感受到了吴晓邦字里行间的那种期待，于是毅然来到桂林，在艺术馆教授舞蹈，成为吴晓邦的同事和助手。而桂林这座浪漫的城市也成了吴晓邦和盛婕两人的“定情之地”。两人对舞蹈事业有着共同的执着与热爱，在彼此尊敬中互相吸引，并于1941年结婚。

结缘“新旅”，在时代脉搏上舞蹈

抗战时期，有一群孩子在教育家陶行知的支持下，以全国巡演的方式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这就是著名的新安旅行团。

1938年，新安旅行团抵达桂林。他们在桂林开展岩洞教育，将岩洞变为一所群众的“抗战大学”，并组织了许多工作队分赴工厂、农村、学校、保育院、伤兵医院开展抗日宣传和到前线慰问受伤将士。1940年9月，“新旅”在桂林郊区恢复新安学校，用学校掩护革命工作。当时，吴晓邦应新安旅行团的邀请，帮助他们导演舞剧。新安旅行团的成员都是10岁到15岁的孩子，吴晓邦与盛婕一起教他们舞蹈，排练场就在七星岩内。

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吴晓邦为新安旅行团创作了歌舞剧《春的消息》，从而开拓了中国舞剧的创作之路。他将大自然的季节变换与抗战形势做了巧妙糅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黎锦晖儿童歌舞剧创作的影响，但是在立意和表现手法上，显然带着更加积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创造色彩。之后，吴晓邦又创作排练了另一舞剧《虎爷》。两出舞剧由新安旅行团在桂林演出，反响空前热烈。不仅如此，湖南的衡阳、广东的曲江等地的文艺工作者也专程到桂林来观摩。

两部舞剧大获成功，这让吴晓邦深受感动。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我爱‘新旅’的孩子们，永远忘不了在桂林时与他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孩子们抗日救亡的热情，艰苦不屈的精神，给了我无比的勇气和信心。”他还说：“我摆脱了1937年以前的框框，将国外现代舞蹈表现技法与中国的现实生活相结合。这是我在时代的脉搏上舞蹈。”

由此可见，桂林这座城成为吴晓邦舞蹈人生中的重要之地，这里有他热爱的事业、热爱的人们，这里让他迸发了无限的创作灵感。

吴晓邦在桂林期间还写了不少关于舞蹈的文章，例如《大胆的尝试》《谈舞蹈》《感谢“新旅”为桂林舞蹈运动努力》《从〈虎爷〉的演出谈舞剧的创作和上演》等等。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救亡日报》和《广西日报》上。此外，他还为桂林文艺研究班和青年会青年剧团分别作了关于舞蹈艺术创作和赏析的讲座，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桂林新舞蹈运动作出重要贡献。

吴晓邦导演的《虎爷》剧照。

1941年1月，吴晓邦离开桂林到重庆继续他的舞蹈事业。

“一腔热血和一颗丹心交织在一起，才能产生出那样神奇的力量。”这是吴晓邦对自己舞蹈艺术人生的精辟总结。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接受了抗日烽火的洗礼，才彻底丢掉了在学习时期的那些未成熟的‘美梦’。我迎着革命斗争的风暴，踏上了现实主义舞蹈的广阔道路，真正地跨进了生活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