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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岁,再爱,再跳起舞

更新时间:2024-11-11 08:12  浏览量:4

“I’m oriental occidental(我融合了东与西)”,柯比说。那时,她正在前往演出的路上,还没来得及换好衣服——她的演出服都是自己做的,里外三层——中式夹克、摩洛哥长袍和桑巴裙,舞蹈和她的舞裙一样,也是“东西融合”的,繁复、华丽。“不过”,她顿了顿,“圆圆来了以后,我变得更‘中国’了一点。”

在夏天的电影点映场,看到柯比说这句话,我心中已经提前构想了一个故事——一个美国华裔,如何在华服与舞蹈里“想象中国”。11月5日,由杨圆圆导演的首部纪录长片《女人世界》全国上映,这是关于一群曾在唐人街跳舞的华人舞女的故事——柯比就是舞团的领舞。杨圆圆和她相遇时刚满30岁,柯比已经92岁,1980年代华侨返乡热期间,她曾经回过一次中国。

“这太老套了。”10月中旬,听完我的构想后,杨圆圆说,那是上个年代的叙事。“而且柯比绝不仅仅是 oriental occidental,而是much more than that。她融合了东与西,融合了各种外来的文化,这在当今这个年代都是一个很先锋的事,更何况是在那个时候。”

后来我才发现,这不是一个传统的“去国怀乡”的故事,而是一个女人与另一群女人的故事——一群差点被遗忘在历史中的人,与一个渴望记录历史的人的相遇。

《女人世界》预告片。本文图片和视频均为 受访者提供(01:04)

《女人世界》。

我的故乡——唐人街

“余—金—巧”,这三个字念慢一点,就成了“缕—汀—迢”。这是柯比为数不多会念的汉字。另一个则复杂一点——广东、开平、荻海,柯比的中文不好,但可以清晰记得这些地名的发音。她爸爸从小就告诉她,你可以忘了一切,但你不能忘了你家乡的名字,你要永远记得你姓余,你的家乡开平荻海。

说这句话的时候,父亲还没有回中国。他是一代美国移民,出生在广东台山,20世纪初,他离开家乡,坐船到了美国,通过“买纸”的方式来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投奔兄弟。

这些故事是她们相遇后,柯比告诉杨圆圆的。“什么是‘买纸’呢?”杨圆圆和我解释:“在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这是许多在美华人的一种常见做法。因为大地震导致美国移民局发生了一场火灾,过去的身份证明都被烧毁。所以当时想移民的华人们因此获得机会,可以谎称自己出生于旧金山,以此获得美国出生的‘新身份’。”

父亲就这样在美国扎了根,和母亲经营着一家洗衣店。英文说不利索,不打紧,反正当时的亚裔只被允许住在唐人街里,做邻居生意,来往的大多是中国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他们只在这几条街里生存、孩子也在这长大。1926年,柯比出生了。

1936年,柯比(后排中间)与兄弟姐妹合影。

杨圆圆在一篇关于柯比的口述中曾这样写道:小时候,唐人街的孩⼦们都要给家里的洗衣店和杂货店打杂。有一次,熨完上百件衣服后,柯比在⼼底发誓:“绝不要一辈⼦做这种事。”6岁时,邻居家的小孩学踢踏舞,每节课学费1.5美元。起初,柯比在邻居练舞时跟着她学:“我实在太爱跳舞了,在洗衣房里跳,在家门口的人行道上跳,父亲总笑话我像个⼩小猴。”

12岁,跳踢踏舞的柯比。

“他们的父母是移民美国的第一代,大部分都是说粤语的。而生于美国的年轻一代,则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长大,他们喜欢摇摆舞、踢踏舞。”杨圆圆说。柯比的妈妈爱听粤剧,这是当地华人下班后唯一的娱乐方式,也是为数不多能听到乡音的地方。她常带着柯比去看戏。柯比听不懂,但她记得那些粤剧服饰——珠翠罗绮,环佩叮当。

很快,余家有个爱跳舞的小姑娘就传遍了大街小巷。洗衣房、街道、客厅就是她的舞台。最初,她只给爸爸的亲戚朋友们展示舞蹈。16岁那年,她去了华盛顿。不过是从一条小一点的唐人街搬到了稍大一点的唐人街。那里住着一位远房叔叔,经营着一家叫皇宫(Casino Royal)的华人戏院餐厅。餐厅舞台规模很大,有很专业的乐团,柯比大开眼界。她对杨圆圆说,当时看到舞者们漂亮的衣服,觉得“天呐,我也想跳舞”。

1945年,俄亥俄州哥伦布,柯比全家合影。

被历史曲解和遮蔽的

杨圆圆没能看到那个戏院,它早在二十世纪60年代就倒闭了。但她在海外留学时,看到了很多相似的“中国”痕迹。杨圆圆是北京人,高中的时候就喜欢创作,不想走循规蹈矩的路。后来,她把那些作品整理成作品集,通过了伦敦艺术大学的面试,18岁出国,在那里念完了摄影系本科。

她对故乡却有了别样的感受。“留学的时候,很多海外的中餐厅都让我有这种感觉。无论是餐厅的装潢,还是其中老板或服务员说话的状态,甚至是餐厅里播放的过时流行歌曲,似乎都停滞在他们移民时的中国时间。我看到了一种处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中间状态’。”

然而,也是因为这种“中间状态”,华人移民的故事往往不被主流关注和讲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异国。杨圆圆给我看她在英国时常去的中餐厅:“它总让我有一种强烈的时空胶囊的感觉。”

毕业回国后,她一直在创作——通过展览、书籍和影片的方式讲故事,“我是学摄影的,我一直感兴趣的都是跟‘真实’有关的事情。我一直希望能够站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思考当下,看到当下的各种问题。”杨圆圆说。《女人世界》开拍前,她的艺术创作也是始终在关切现实的——“以调研真实的历史资料为起点,搜集资料馆或跳蚤市场的碎片,进行人物走访,把这些素材汇聚在一起,寻找它们中间的关联点”。直到遇到了舞团的奶奶们,她开始尝试起从来没做过的事——拍纪录片。

杨圆圆。

扛起摄像机拍一部纪录长片纯属一个意外。2018 年,她获得亚洲文化协会奖助金,以驻地艺术家的身份前往旧金山,调研 20 世纪演艺史的华人女性。她对好莱坞荧幕上首位美籍华人女性黄柳霜很感兴趣。“她是一个被历史曲解了很多的人。在她所生活的时代,作为华人女性,能登上荧幕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她只能演一些刻板印象的角色。其实她还做过很多丰富的事情,包括在二战的时候,作为华裔给中国募捐。”她现在至少被看见了,但更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的“黄柳霜”是被遮蔽在历史的灰色地带的。研究期间,杨圆圆又看到了另一个和黄柳霜背景相似的人物——伍锦霞(Esther Eng,1914-1970),当时好莱坞唯一的华裔女导演。“在她短暂的56年人生中,她曾经是导演、制片人、餐厅老板。而且她一直穿男装,大家叫她‘霞哥’。”而这些档案,倘若不是被发掘,以后也许再也没有人提及——它们是从仓库里无人认领的废纸堆里淘来的——在《金门银光梦》这部纪录片中,可以了解到伍锦霞拍摄过 11 部电影,包括世界上第一部全女性出演的电影《女人世界》(1939)。

《加州东方宝贝走向摩登》中的女性演员。

杨圆圆描述,1882年至1950年代,华人无法离开唐人街工作。他们就以黄柳霜在好莱坞荧幕上的形象——“龙女”、“蝴蝶夫人”,打造了一家家“东方特色”的夜总会。唐人街人口稠密,充满着西方对东方刻板印象中的“异域风情”,成了旧金山热门的观光景点。作者Kamiya Gary2015年发表在《旧金山纪事报》上的一篇文章《Forbidden City ushered in golden age of Chinatown nightclubs》记录了旧金山在那个种族歧视年代的境况:在当时唐人街的演出中,并非所有表演者都是中国人,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艺人也会改名为中国人。

大观天台夜总会海报。

“最大胆的中国跳舞娃娃”

“紫禁城俱乐部”也是这样的夜总会。一张海报上,Forbidden City几个大字在中央,红底黑字,周围都是华人面孔的拼贴画。还有一张柯比的照片——凤冠霞披,撑着油纸伞,坐在“轿子”上。这时候,柯比已经是紫禁城俱乐部的老板娘了。

紫禁城夜总会海报。

《旧金山指南》封面上的柯比。

柯比跳起舞来,也是“东西融合”的。杨圆圆形容,开场是中式舞,扇子摇摇晃晃,遮住柯比的半张脸,她缓缓探头,垂珠摇动。她的第一套舞服是和妈妈一起做的——那是一套改良后的粤剧戏服,最外层是一套中式夹克,第二层是摩洛哥式长袍,最里面是一条桑巴短裙(有时会扮成兔女郎)。缓缓褪下夹克后,美式摇摆舞登场了。跳到最后一曲,裙子已经短到大腿根,柯比踩着高跟鞋,再来上一曲拉丁舞。这是她的独家戏服和“三幕舞”。

柯比人生中的首张职业照,穿着母亲给做的套装。

柯比舞者写真。

回到柯比18岁的时候,作为一个华人,你怎么可能去当一个真正的舞者呢?你永远不可能像白人一样跳舞。杨圆圆告诉我,但在那个时候,华人就已经有夜总会了,大家都跟柯比说,你可以去那儿赚钱,你也可以在那儿成为一个有名的舞者。

舞女经纪人找上门,告诉柯比,如果想去更大的场子,必须穿得更性感一点。柯比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对方并不放弃,表示穿得更性感,可以获得三倍的收入,那意味着一周能挣一千美元,对贫困的华人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柯比穿上了更短的裙子,站上了更大的舞台,经纪人称之为“场子”,就这样从华人戏院跳到了紫禁城俱乐部。

紫禁城俱乐部海报。

迈出这一步,就意味着断了其他后路。柯比的选择是做自己的衣服,把一场场演出变成了自己的时装秀。杨圆圆说:“但她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快乐吗?肯定有。”

柯比在20世纪60年代的舞者写真。

上世纪40至60年代,是唐人街夜总会最鼎盛的时期。华裔导演曾奕田曾在1989年拍摄的纪录片《Forbidden City U.S.A》(《紫禁城,美利坚》)中通过老照片和众人的口述“还原”了当时的场景:房间中点着灯笼,鼓、萨克斯、小号、钢琴和贝斯组成的五人乐队开始演奏——他们西装笔挺,燕尾服垂在立柱边。司仪用荤段子炒热场子,一旁的歌女唱起美国民谣,男人头戴高礼帽跳起优雅的舞蹈,杂技演员紧随其后表演钻火圈。在一曲踢踏舞结束之后,灯光熄灭,柯比登场了。

杨圆圆说,柯比在舞台上总是那么有个性,总能让全场沸腾,被誉为“最大胆的中国跳舞娃娃”。人们都冲着柯比而去,甚至还有观众慕名远道而来。《中国侨网》的一篇报道记述,就连当时的比利时国王也到访过柯比的现场。

杨圆圆在历史材料中摸索出当时游客的路线:游客(以白人为主)去唐人街观光,有一条经典的“Make the Rounds(走几轮)”路线——先去上海楼吃个晚饭,然后去紫禁城夜总会看当晚的第一轮演出,再到上海夜总会看第二轮表演,最后去大观天台看最后一轮表演。紫禁城夜总会每晚进行三场表演:八点、十点和十二点,每场四十五分钟。

游客路线。

根据留下的照片,可以看到柯比在紫禁城夜总会的单人广告:她穿着三点式比基尼,用小扇子遮住内衣,笑容玩味。头饰华丽繁重,和她跳舞时的打扮一模一样。

除了待在旧金山,柯比还跟着经纪公司到处演出,慢慢地跳到了紫禁城夜总会的首席舞者。杨圆圆的镜头纪录了舞团的另一位成员方美仙(Cynthia)回忆自己10岁的时候,第一次在紫禁城夜总会看到柯比的表演:“关于那场演出我只记得一个画面,柯比一边侧着身子跟观众献飞吻,一边唱着‘再来,再来,再来’。”

柯比。

“不能等了”

杨圆圆第一次见到柯比演出,是在拉斯维加斯。

在调研的过程中,杨圆圆又搜集了更多经历了20世纪演艺界华裔女性的资料,她们普遍成长于上世纪初,在20、30年代事业辉煌,而后走向落寞,无人问津。在一本关于唐人街夜总会的口述史《Forbidden City: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Nightclubs》里,她看到,“大家想到华人,总要想到干洗店和炒面,其实,紫禁城夜总会的舞者和歌者,歌声动人,舞姿美妙,他们是一群非常有才华的青年。”与此同时,她得知旧金山有一个都板街舞团(Grant Avenue Follies),由退休的华人夜总会舞者组成,在全美各地义演。“昔日的舞者居然还健在!”当她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刻,舞团的下一场表演在拉斯维加斯。

都板街舞团的表演。

她立马飞到拉斯维加斯。

“我第一次见到柯比,她站在舞台上,戴着自己做的帽子,穿着自己做的衣服,是绿色的,荧光绿,就像蝴蝶一样在台上转圈,一圈圈地转。”那次不是正式表演,而是在彩排。杨圆圆能感觉到,那个舞台的光还不是特别完美,不是聚光灯一样地聚焦,而是恍惚着动来动去的。“但是我觉得:这是在做梦吗?那种感觉就很美妙,很梦幻。台上这样一个蝴蝶一样在转圈的人,告诉我她92岁。那个时候,我看到了很多个人的叠影,叠在一个人身上——我看到年轻的她,年老的她,但无论如何我也不相信她92岁。”

杨圆圆说,除了柯比,方美仙(Cynthia Yee)也是舞团的核心人物。她和周笑月(Patricia Chin)都是昔日的职业舞者。周笑月刚丧偶时,在家郁郁寡欢。Cynthia和她说,一起再去跳跳舞,人生没有就这样结束。一来二去,都板街舞团就这样搭起来了,还吸引来了一批非职业舞者。

舞团还有另外两位成员——黄应英(Emily Chin)是唐人街最大教堂的牧师的女儿,家庭观念古板,永远穿得非常严实。直到晚年,她终于“可以把裙子提到膝盖以上”。马文蕙(Clara Hsu)出生于香港,十六七岁跟着父母移民到美国。她一直戴着眼镜,看起来有点像个小书呆子。加入舞团后,朋友开玩笑说她是“和尚蜕变成为女神”。

都板街舞团成员:李美儿 Mimi Lee、方美仙Cynthia Yee、黄应英 Emily Chin(从左至右)。

2019年,回中国以后,杨圆圆对在美国驻地项目所看到的一切久久无法释怀。她想做点什么,“我觉得我得回来,申请一些资金,做更多的准备,再做这些事情”。

这一年年初,杨圆圆的父亲因病去世,她在悲伤中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看见了同为摄影爱好者的父亲留下来的三脚架云台。她感到了一种“向死而生”的力量,当时就觉得“不能等了”,像冥冥中的一种暗示,她又拿起了相机。

“我一直觉得,柯比和舞团的奶奶们年轻的时候有很多想做的事。但在那个时候,她们受到很多空间的挤压,各种各样条件的限制。到了晚年,我觉得她们的故事应该被更多人听见。”杨圆圆说,“另一方面,我真的很被她们吸引。她们那种非常强劲的生命力,是在这个时代,我看到大家都在不断内卷,周围很多人,包括我,都缺乏的一种内在的生命力。她们岁数这么大,但比我活得更带劲,你知道吗?她们活得非常‘当下’。”她拍摄这个片子的动力也被她们感染:“人家这么大岁数都没什么好怕的,我有什么好怕的?就有这么一种互相鼓励着的劲儿,诶就过来了。”

开拍那天,她还是没申请到资金,交上去的申请表石沉大海。她拿着自己攒的钱换了台新设备,就这么单枪匹马地开工了。

“这是我想要忘记的事情”

杨圆圆说,柯比21岁那年,她的⽗亲到了退休的年纪,他决定圆他一生最大的梦想——带全家人衣锦还乡。回去之前,父亲也一直在往老家的村子里寄钱。百年之后,当旧家几经移址,父亲存在过的痕迹已经消散,由他出资兴建的小学还是一如往常地兴旺。

当时对于华裔的歧视虽然仍旧严重,但旧金山的报纸上已有关于柯比的报道:“龙女Coby,带来东方异域风情的……”还没念完,她就合上了相簿,一整本都是关于她年轻时的照片和报道,堆叠如山地摆放在家里。她摩挲着它们,打开,看看自己,又合上,在镜头前,她对杨圆圆说:“这是我想要忘记的事情。”

中新社华舆的一篇报道记载,当时紫禁城夜总会表演的演员拉里·秦(Larry Ching)回忆道:“即使你是这场演出的明星,他们(观众)仍然觉得高你一等,冲你讲种族主义的话,直接侮辱你或在观众席大喊大叫。我认为这对于大多数艺人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是我不得不接受,否则我就不会做这一行。”而在当时,这位演员被誉为华人法兰克·辛纳屈(Francis Sinatra)。

杨圆圆讲述,那时夜总会的演员大都有自己的外号,一般是“华人”的前缀加上美国当地名人。例如柯比当时的绰号叫“Chinese Gypsy Rose Lee(华人吉普赛玫瑰)”,而她的第一任丈夫,大观天台夜总会的歌手,被人称为“Chinese Sinatra”(Frank Sinatra,美国歌手)。但事实上,她的丈夫并不是中国人,而是韩裔美国人。在亚裔歧视严重的时代,他改名换姓,在中国城生存下来。36岁那年,紫禁城夜总会第一任老板退休了,柯比一家买下了它。

柯比和夜总会客人。

柯比曾和杨圆圆这样描述经营夜总会的场景:弟弟穿着燕尾服在门口接客;家里一位亲戚负责弹钢琴;妹妹是服务员,姐姐负责打理财务与后厨。孩子们放学后也来帮忙,洗碗、清扫桌面;柯比依然担任“台柱子”,还是首席舞者。那一时期,她晚上经营夜总会,白天排练节目,每六个星期就要更换一场节目,确保不失回头客。但经营一家夜总会并不轻松,大女儿在屋内写作业的同时,她还要应付吧台上的醉汉。因此,她一生都厌恶酒精。

柯比和家人。

1943年底,排华法案废除。杨圆圆说,二十年之后,它的效力才逐渐显现。华人开始被允许离开唐人街工作,也可以在唐人街之外的区域购买房产了。唐人街的生意随着旅游业、餐饮业的冷清而走向衰败,夜总会自然也一损俱损。与此同时,百老汇里,一个名叫凯罗·多达(Carol Doda)的白人舞者解开了自己的胸罩。那些看热闹的观众不满足于夜总会,转向了真正的脱衣舞俱乐部。

这超越了柯比的底线,杨圆圆知道,她不喜欢裸露,也从来没有真正适应过“脱衣舞娘”或“异域风情的舞者”的称号。70年代后,由于资金问题或是家族纷争,柯比搬离了她们在旧金山市中心的房子,在湾区的San Pablo定居,从事服装设计,也会作为一个舞者去各地巡游。上述《中国侨网》的文章记录,紫禁城夜总会最终在1970年关闭,是整个旧金山唐人街坚持到最后的一家店。

再跳起舞

杨圆圆就是在郊区的房子里找到柯比的。那天柯比推开门,看到她就问,小姑娘,你还真的找来了,是怎么找到我的?

拉斯维加斯会面之后,杨圆圆就给柯比发了邮件,她跟着邮件上写的地址找过去,几经辗转到了一处老年公寓。柯比带她去了公共活动区,问她,为啥要一直跟着我?杨圆圆很诚恳,“我想了解你更多”。杨圆圆和她讲了伍锦霞,她不知道。她又和她说了自己曾经调研过的各种唐人街,柯比突然反应过来:“ You’re not from Chinatown,you’re from China. That’s so far away.”(你并非来自唐人街,而是中国,那实在是太远了。)

第二次,柯比就带杨圆圆到家里。“我第一次去她家的时候,我就震惊了。她们家特别像是一个博物馆,很小,又很乱,但是有自己的秩序,很多图像,很多色彩。”第一次见面只是纯粹的采访。慢慢地,杨圆圆已经可以在她家架起镜头。

柯比的家。

她们终于相遇了,以自己都料想不到的速度。

卖掉夜总会后,柯比以自己的裁缝手艺为生。虽然无法欣赏母亲在厨房里哼唱过的那些粤曲,但她却始终迷恋中式戏服的美,柯比对杨圆圆说,母亲当年给她做的第一套戏服,是她一生服装设计的灵感来源。她喜欢繁复的、华丽的、精细的东西,那些简单饰样的T恤绝对不会出现在她身上。杨圆圆带她去逛上海的布料市场,她看什么都觉得有意思,这个应该搁哪儿,那个应该搁哪儿。她自己设计衣服也是——“我是个东方人,要保留一点自己的小特色,要留小立领。但我又喜欢牛仔风情舞,为什么不把这个东西也加进来呢?摩洛哥的布料我也很喜欢,也借来一点。”

让杨圆圆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柯比与她的第二任丈夫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的故事,她围绕两人的生活拍摄了纪录片《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史蒂芬和柯比一样,也是个“拼贴艺术家”,只是一个是做服装设计拼贴,一个是做纸上拼贴。他们是在老年社交舞局中认识的。两人先是舞搭子,史蒂芬情不自禁地被柯比身上的魅力感染了。那时候,柯比已经七十岁了,史蒂芬刚刚五十岁。

柯比与史蒂芬。

用柯比的话说:“如果跳舞不好,我是不会跟他在一起的,我喜欢跟他一起跳舞。”除了对跳舞热情,两个人几乎没有共同点。但和史蒂芬在一起后,柯比发觉,跳舞又变成了一件真正快乐的事,“我们想什么时候跳就什么时候跳,想去哪就去哪,在游轮上,在各种舞池中”。年老的柯比再跳起舞,终于不再是为了生计,而是纯粹为自己的快乐而跳。

柯比和史蒂芬在家里跳舞。

史蒂芬旁边的柯比。

史蒂芬没有得体的衣橱,柯比就是他的造型师。“只要一同外出,我们从头到脚都是我做的情侣装。”柯比说。这些”情侣装“被史蒂芬剪下来贴进拼贴画里,背景是各种各样的山。史蒂芬酷爱登山,而柯比讨厌运动。“我们两个真的太不同了。在现实中,柯比是不会穿着她的小高跟鞋跟我一起去登山的。”史蒂芬把他们一起跳舞的照片剪下来,贴到户外海报上:“然而,我可以用拼贴的方式让她和我共同登上山顶。”

“柯比”和“史蒂芬”在山顶。

除了史蒂芬的陪伴,加入“都板街舞团”也是柯比晚年生活的转折点。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不愿意去谈论自己作为一个舞者的过去。但在2015年,舞团首次在“风情舞名人堂”一同演出后,柯比也发现,风情舞文化在当下已经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如今,它成为了一种年轻人自我表达的方式。

此后,她开始慢慢与自己的过去和解。直到2019年,杨圆圆出现在她身边。

柯比和舞团成员。

柯比晚年。

天鹅之舞

拍电影时,为了省钱,杨圆圆在旧金山租了一个“老破小”房子。“那个屋子一半的空间都是拍摄器材:电池、相机、三脚架,旁边有一张单人床。晚上剪片子、当导演,白天要拍她们的日常”,她也不知道奶奶们下一步会干嘛,但第一次拍电影,她一刻都不敢落下。奶奶们去打网球,她跟着拍了,回去一看根本用不上。硬盘里有不少这样最终没有用在剪辑里的“废片”,可她还是很快乐:“拍纪录片有一些 magic moment(魔法时刻),你会经历很多看似无聊的日常。但当那些‘magic moment’发生的时刻,摄像机后的我知道,这一刻要被留下来了。它将会超越此刻的日常,是一个会被铭记住、并被留在相机里的时刻。”

2019年,杨圆圆与摄像卡洛、柯比、史蒂芬。

她的镜头也记录下了这样一些时刻,里面有她自己:“杨圆圆跟着柯比一起,真的让她走出了自己的‘壳’,在这之后,她更享受生活了”,方美仙回忆,“有时演出结束后,我们都很累了,想回酒店睡觉,但柯比出去跳舞了。每天晚上,杨圆圆都会跟着柯比一起跳舞。”一次前往演出的路上,车里依然驾着镜头,方美仙回过头,对杨圆圆狡黠一笑:“‘老年舞团’是我们的gimmick(噱头)。”

舞团义演大多是去唐人街,有时也去养老院。夏威夷养老院义演的时候,老人们甚至感动哭了。杨圆圆说:“这些人八九十岁还能跳成这样,我也好想(像)他们一样,get up and dance。”

2018年,杨圆圆与柯比、史蒂芬,喝醉后的晚上。

2019年,杨圆圆与舞团成员在上海。

杨圆圆和她们聊天时,讲起过去到古巴艺术学校交流的经历,奶奶们忽然说:“天呐!我们从来没有去过古巴的唐人街,但从小就有所耳闻。如果你还想去,我们也很希望能跟你一起去。”

那里曾经非常繁华。据论文集《唐人街》中《哈瓦那唐人街:隐匿一百六十年》一文记载,19世纪60年代,古巴革命之后,私营企业收归国有,华人因为无法做生意,纷纷离开了唐人街。半个多世纪以来,鲜少有新移民前来,所以慢慢走向衰败。杨圆圆曾采访过仍然留在那里的老华侨:“他们说,最后一次有美国华裔来巡演,已经是1960年代的事了。”

她当时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两地的华人再见面,再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那会是一件多有意义的事情。

她带着老人们去了古巴,演出在一个昔日的老戏院进行,现在是古巴的武术学校。老华侨会在学校空闲的时候上去唱戏,现在没什么人愿意来看了,但他们说自己会一直唱下去,到死为止。杨圆圆安排了一场两地华人的同台演出,取名“交错剧场”。“圆一个她们的梦。”杨圆圆说。

古巴哈瓦那的舞台。

两拨老人见面,语言不通,一拨人说西班牙语,一拨人说英语。但他们都会“牙牙学语”般讲粤语,会数数字,会说“好吃”。他们唱的《鲜花调》都是同一首,从父母那学来的,和国内流传的版本完全不一样。“虽然他们没有办法交流得更多,但依然可以产生这种连接。所以我为什么非得拍纪录片?因为这样的时刻,只有纪录片能够真实地把它体现出来。”杨圆圆说。

都板街舞团成员与古巴华人。

2019年底,拍摄结束后,杨圆圆本打算回国休息一段时间,再去美国继续接下来的拍摄。她原打算带着柯比回到她的家乡——广东和哥伦布,但紧接着就迎来了2020年疫情。

她们都被短暂困在了那段时间里,只能线上交流。2020年8月,因去年在宝乐思名人堂(Burlesque Hall of Fame)演出,柯比获得了他们颁发的“传奇人物奖”,颁奖仪式因疫情原因改为线上,柯比原本“在领奖台上跳舞”的愿望也泡汤了。但颁奖那天,柯比化了全妆,换上舞裙,在家门口的车道上跳舞。“谁能想到,driveway直接变成了舞台,她看起来特别美。”杨圆圆对我说,柯比刚录好那个视频就分享给了她。

2020年,舞团成员在zoom会议视频。

谁能想到一周后,杨圆圆就接到史蒂芬的电话:“柯比昏倒了。”紧接着她就在两天之内离世了。她没能看到电影的成片在美国夏威夷影展的展出,以及都板街舞团因电影上映在中国的路演。

“但这部片子里有她,她永远都会在《女人世界》里。”杨圆圆说。从拍摄到上映,这六年以来,经历了众筹、申请、拿龙标到争取上映,杨圆圆的身体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抗癌、化疗、脱发。她像重新活了一次。她无端想起留学时“餐厅就像时空胶囊”的比喻:“纪录片也是另一种时空胶囊,而且不会轻易随着物是人非迁移,把一段特别真实的时空、和你未曾留意的细节留下来。那是:你作为一个人,和另一群人建立真实的情感联系。”

杨圆圆与柯比。

《女人世界》在中国路演的时候,有观众问柯比的女儿:“柯比生前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她想了想,说:“没有,除了一件没有做完的跳舞的衣服。”杨圆圆听后很难过,眼前浮现远方的场景——狭小的房间里,柯比的缝纫机上,躺着一件没有完成的衣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还在跳舞,还在创造。

跳舞的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