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岭》《英雄儿女》《祖国颂》影片的谱曲经过(刘 炽)
更新时间:2024-11-10 09:07 浏览量:4
为《上甘岭》谱曲,从民歌中寻找“种子”
1955年冬,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沙蒙约我为他执导的电影《上甘岭》写全片音乐。
“刘炽,你的音乐我是了解的,这部电影有一首插曲。我希望这首歌要写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若干年后电影不演了,人们一唱起这首歌还会想起《上甘岭》,想起电影中的场面……”
我对沙蒙说:
“世界上的神枪手有两种:一种是指哪儿打哪儿;另一种是打哪儿指哪儿。我恐怕属于后者。老伙计,你提的要求太高了,我试试看吧。”
在这之前,我已写过了4部电影音乐:《人民的新旅大》、《陕北牧歌》、《走向新中国》和《祖国的花朵》。《人民的新旅大》插曲《柔和的阳光》、《陕北牧歌》插曲《崖畔上开花》、《祖国的花朵》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们在大地上栽种鲜花》已在全国流行,是很受欢迎的电影歌曲,所以沙蒙向我提出了这样过高的要求。
我拿来歌词一看,大意是:祖国啊,我的母亲,您的儿女远离您在朝鲜,但心中时刻想念您,为您而战斗……
这样自由体的歌词产生不了旋律,即使写出来也难以传唱,更达不到沙蒙“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要求。于是,我建议沙蒙请乔羽写词。因我已和他合作过《让我们荡起双桨》。
乔羽写出来了,就是我们现在唱的《我的祖国》的词。“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大家都满意。
我着手写歌了。我把自己关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小白楼”里(这“小白楼”是一栋精致的建筑,是长影高级招待所,供专家创作时住宿)。
我想,要想让人民喜欢你的歌,你首先要知道你的人民都爱唱些什么。我首先从50年代在全国人民中流行的民歌、创作歌曲中,精选出10首来。这10首是:《二月里来》(星海曲),《江南三月》(星海曲),《纺棉花》(沙莱曲),《对面山上的姑娘》(青海民歌),《五哥放羊》(榆林小曲),还有《小放牛》以及用《小放牛》改编的《卢沟问答》……
我用笛子吹啊唱啊,我终于从这些在全国极流行的歌曲中获得了灵感,找到了创作的“动机”(或叫做“种子”或“主题”)。我把《卢沟问答》中的第一句做《我的祖国》的种子稍稍动一下。“种子”找到了,接下来是如何将它开展下去,无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为保卫祖国为支援朝鲜人民而浴血奋战。他们在面临牺牲时,在生命弥留之际,痴情地怀念着祖国、故乡和亲人。他们的心灵深处纯洁、深情、火热、淳朴,我的歌就是以这“纯洁、深情、火热、淳朴”8个字为蓝图。在旋律的结构、和声的配置,合唱和乐队的烘托,我着力追求两点:1.民族风格;2.时代感情。
总体方案明确后,我将自己整个身心、感情投入创作之中。写这首歌独唱部分时,临牺牲的七连指导员的形象一直浮现在我眼前:当时他的呼吸已很急促,脑中闪现的是“艄公的号子”、“船上的白帆”,此刻,他多想再看一眼家乡的稻浪,再看一眼那滚滚的长江啊。但他已看不见了,只好请求护士小王“再唱一遍”《我的祖国》,小王流着眼泪抽泣地为指导员唱着,指导员就这样,心紧紧贴在祖国的怀抱中,含笑离开人间。
写副歌时,我自己仿佛就在坑道里,同战士们同声歌唱着: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春光。”
这时的祖国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心中,我感觉到全国人民同战士们在坑道里一齐歌唱。
在音乐上我是这样处理的:它的独唱部分共三段,每段五句。为了使这五句结构、乐意上对称平衡,我运用了中国古典诗词韵脚配调的规律,“承、起、转、合”到第四句,“听惯了艄公的号子”句,不让它舒展,而作为插入的过渡句,把结束感较强的乐句放在第五句上,让第四句以节奏短促,以F大调主和弦的典范进行:给第五句的调式转换做了准备,使第五句显得较新颖。紧接着,乐句又回到终止的主和弦上来。
这样,独唱部分全部完成。你要是用普通话来朗诵,音乐和你朗诵的四声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旋律的美和语言的美结合起来了,只有“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的“听”字,旋律违背了四声的语音,但它给下面的高潮让路,这是合理的违背,在作曲上是可以的。
我的歌容易流传,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副歌部分,从内容和音乐形象上,需要将前面的田园风光、抒情画面变为壮美的大幅浓烈的油画。从前面对祖国、故乡、亲人的深切的怀恋,升华为感到祖国的伟大、可爱。在旋律上我采用了舒畅的长音,节奏上采用了弱起,使下面的长音、强音更有气势,更博大,调式上,我把前面出现过的乐句变为F大调的典型进行,并在副歌结束时把它转入属调上的完全终止,也就是运用中国调式转换方法达到调性变化效果,这一转换很新鲜,不会产生重复单调的感觉,全句结束时,由F大调五级、三级到主和弦。
电影《上甘岭》不仅仅是一首《我的祖国》,还有一首主题歌大合唱《英雄颂》,全片有24段器乐。《我的祖国》在影片中仅仅是首插曲,《英雄颂》才是主题歌,这是一首管弦乐加钢琴的大合唱,用在影片开始的片头和结尾,它是一首壮烈雄伟的男性美的合唱,它表现了我们志愿军气贯长虹、惊天动地的风貌,表现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气概!
录音完了,沙蒙紧握着我的手说:
“刘炽老弟,感谢你,我们全体摄制组都感谢你!我所要的,你给了我;我没想到的,你也给了我。这音乐和歌曲简直太好啦!"
电影上映后,一位艺术界前辈对我说:
“我听出来了,刘炽,你在《上甘岭》阵地上找到了一个深情柔美的女儿,那就是《我的祖国》。你又找到了一位英勇顽强的儿子,那就是《英雄颂》。”
“是的,”我感动了,他能理解我的苦心,“你太理解我了,我很感激”。
为《英雄儿女》谱曲,表现心灵的高尚和纯美的感情
1964年,长影的两部重点片《英雄儿女》、《兵临城下》都约我作曲。
《英雄儿女》影片的音乐,我接还是不接,我犹豫着。因为这之前,我已写了抗美援朝为题材的电影《上甘岭》音乐。《上甘岭》的音乐受到了广泛欢迎和较高评价,同样的题材再去写它,我怕超越不了自己。
正在犹豫当中,辽宁省委书记周桓给我打来电话,“下命令”让我一定要接《英雄儿女》,我向周桓书记说了自己的顾虑。
“刘炽,我相信你准能写好,准能超越自我!”
周桓是我国早期参加革命的高级领导人。1955年第一批被授衔上将,任东北大军区政委、中央委员。1959年的庐山会议,他受到严厉批评,说他对彭德怀的批判“软弱无力”,而彭德怀却充满感情地说:“周桓是个大老实人。”
庐山会议后,周桓被降职下到地方上,任辽宁省委书记,主管文艺方面的工作。
他是个很懂文艺的高级领导人,在苏联养病时,常常愿和一些苏联的大艺术家、名导演交往。回国后,他亲自参与一些剧目的排演,被文艺界誉为“全国总导演”。
周桓主管辽宁文艺后,为了使辽宁文艺振兴,特派省委宣传部部长安波、省文化厅厅长兼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洛汀到北京,动员一批北京的专家到辽宁来。我也正是这个时期被动员调到辽宁歌剧院的。周桓还让洛汀、安波把正在黑龙江监督劳动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也调到辽宁。由于张权是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的“大右派”,安波、洛汀没敢去调,怕找麻烦。后来,周桓一直耿耿于怀,“为什么不把张权调来?右派怎么就不可以唱歌了嘛?”
到辽宁后,周桓对我特别厚爱,为我创造了在当时难得的创作的宽松环境。当时已是反右派、反右倾之后,我又是戴着右倾大帽子“紧箍咒”的人,周桓却处处护着我、关照我。
来到辽宁,我想把在北京中央实验歌剧院已基本完成的大型歌剧《阿诗玛》最后完成并在辽宁歌剧院排演。马上得到周桓的支持,他亲自给我批了经费,我和编剧李坚、郦子柏、女主角顾正兰等人赴云南,深入到撒尼人生活的圭山石林,体验生活。后来又给我批经费、假期,让我到西安老家潜心写管弦乐总谱。1963年1月1日,我的歌剧《阿诗玛》终于在周桓的大力支持和亲自参与排练下,在沈阳的艺术剧场上演。
《阿诗玛》上映后,观众反应十分强烈,新华社为此发了报道,文中说:
“作曲家刘炽在这部歌剧中运用了序曲、间奏曲、舞曲、独唱、重唱、伴唱、合唱等各种歌剧的表现手法。这是一部从头唱到底的歌剧,作曲家创造了大量宣叙调,剧中只有极个别地方用说白。”
“这部歌剧风格新颖,以抒情见长,它采用了民族音乐的语言并大胆借鉴了西洋歌剧的多种多样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和表现戏剧冲突,这对发展中国的新歌剧事业,是很有意义的探索。”
中央广播电台国际部还录了音向外国播放。
生活上,周桓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辽宁供应十分困难。周桓经常派他的联络员张志新(在“文革”中被割喉管杀害),来我家看望,派人送些烟、酒、茶和副食品。
1993年10月27日,周桓在解放军301医院病逝。病危时我和老伴李容功赶到医院,周桓已不能讲话了,但是清醒的,他紧握我的手直点头,我的妻子俯下身,把他另外一只手轻轻托起,贴在她泪流满面的脸上……
周桓“下命令”,我哪能不领命?他又是这样信任我,认为我在写军队、写抗美援朝的题材,如《上甘岭》,并不是顶点,我能够超越自我。
我答应了武兆堤的约请,让他把本子拿来,我先看看本子。
导演武兆堤把本子送到我手中,我只读了一遍,就被故事情节和这一群姓王的英雄——王芳、王成、王文清、王复标吸引住了。还有数不清的英雄:炊事员老王、老李、小通讯员、朝鲜的金大爷……这些英雄激励着我使我有了灵感,进入了“角色”(即创作前的作曲状态)。
也许有人会说,你尽讲些废话,不是的,这都是正经话。怎么能想象,一个作曲家,他不进入规定的情境,那些他要描写的人物,表现的人物,不在作曲家灵魂深处萦回缠绕,只凭所谓的技巧,就能写好你要表现的人物和剧情?拿起笔就写,写出来再看,这叫盲目施工。
这部电影共写了四首声乐:主题歌《英雄赞歌》,王芳的说唱《歌唱英雄的炊事员》,大合唱《向我开炮》和大合唱《宣誓》。还写了二十七八段器乐。
主题歌我原请的仍是乔羽来写词,乔羽也答应了,但到时候不知什么原因不来了。武兆堤催得紧,我立即找了在长春吉林师大的公木同志,请他来为我写歌词。
我向公木提出我的想法:1.不是挽歌,是颂歌。2.不是用眼泪,用儿女情长,而是用英雄的痴情和博大胸怀,来歌唱顶天立地的英雄。3.不是公式化、概念化的说教去教训观众,而是以心灵的高尚和纯美的感情去感染观众,呼唤人们正气昂扬,继续前进。4.一定要写中华民族、当代人物的英雄气概,绝不是拿破仑式、马特洛索夫式,也不是岳飞、郑成功式的英雄。
公木同志很快写出了三段歌词:
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人民战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英雄猛跳出战壕,/一道电光裂长空。/地陷进去独身挡,/天塌下来只手擎。/两脚熊熊蹚烈火,/浑身闪闪披彩虹。/一声呼叫炮声隆,/翻江倒海天地崩,/双手紧握爆破筒,/怒目喷火热血涌。/敌人腐烂变泥土,/勇士辉煌化金星。
这词写得深情博大,壮丽磅礴,我读了歌词,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了。
用什么素材?总之,得有个适合此情此景,与王成、王芳人物相近的种子。
1940年,我随内蒙古文艺考察团到伊克昭盟我的一个内蒙古干妈妈家,她是远近闻名的歌手,她会唱好多好多民歌,她给我唱的歌,还有其他一些歌手唱的歌,我都记了谱,一部分用在了我1940年写的、我的第一部歌剧《塞北黄昏》中。老妈妈给我唱过一首《巴特尔陶陶乎》,“巴特尔”是蒙语的“英雄”,“陶陶乎”是人名。即“英雄陶陶乎”,这是伊盟乌审旗的民歌。
在草原上,用四胡、三弦、笛子(还有大正琴)伴奏着,我的干妈妈十分动情地唱着它,使我对“陶陶乎”这位蒙族英雄崇拜敬仰之至!从此,这首《巴特尔陶陶乎》深印在我的脑中,入了我搜集的民间音乐旋律的“宝库”。
1942年,在延安,一个音乐会上,我们鲁艺的大提琴教师张真黻,他也是我们鲁艺的小提琴教师,他教过我。张真黻演奏了大提琴独奏曲《黄昏的景色》。《英雄陶陶乎》的旋律有着草原英雄勇、壮,却缺少深情。而《黄昏的景色》有着深情的部分。我选用了这两句相近的音型,作我《英雄赞歌》的种子,音乐种子确定了,紧跟着来的应是如何延续它、发展它,使它成为乐句、乐段,然后形成完整的作品。采用什么方法,造成什么结构,体现出什么感情和人物形象,这些在伏案前已一一解决了。在写作的时候,是纯感情的,一群志愿军的英雄包围着我,占据着整个身心,使我一气将《英雄赞歌》的独唱写完。
正歌顺律成章,接下来是第二段、第三段,下面再没歌词了,我却是言未尽、意正浓,音乐也没推向更大的高潮。如果去找公木再续上副歌,这时他已回吉林师大了,等找到他,我创作的激情也过去了。
于是我自己续上了四句,作为副歌部分: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写出了这四句词后,我立即作曲。副歌,也称为叠句,这种形式起源于宗教歌曲,后来运用到军队歌曲,五十几年前逐渐运用到群众歌曲和合唱歌曲中。它经常是把前面一段或几段歌词中最精华的部分,加以提炼和升华,而后在情感更高水平上出现,有时可以与前面形成强烈对比,如《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都是属于造成强烈对比的。在《英雄赞歌》里,它只是升华再升华,把志愿军的英雄气概,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把它推至情感的高峰,使唱者听者,对英雄的崇敬和热爱达到极致。
后来,我找到公木,唱给他听,公木对全歌很满意,尤其认为我续的四句副歌“比较精彩,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从1964年至今,《英雄赞歌》经受了30年的考验,它也成了人们喜爱的歌曲,凡重大节日或晚会,是女高音抢手的曲目。1994年,龚七妹(全总文工团女高音歌唱家)告诉我:“我们团庆祝国庆45周年,《我的祖国》团里指定由我一直唱着,其余四个女独唱演员全报的《英雄赞歌》,团长没办法,只好让她们四位每人唱一遍,让大家评选。”
这种情况我所在的团也发生过。
电影一出来,我收到了好多好多信,有人说,他看了十来遍,就是为了听这部电影音乐。“二十一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评选”的发起人王石,还有北京电视台的编导陈大利、周星,北京教育局的许志矛等好多好多人,他们来我家一谈起《英雄儿女》的音乐就激动得不得了,他们甚至把我电影中的器乐部分(二十七八段)都能背着唱出来。北京电视台搞了一个关于百部爱国主义影片的大赛节目,其中一项:播放了三段《英雄儿女》的器乐曲,问题是影片哪几个场面的音乐。四个代表队,全答正确。当时请了我,让我宣布答案。我真没想到,这四个代表队竟然能知道每段音乐在影片中哪个场面出现。从这四个代表队队员的年纪来看,1964年我写这部片子时,他们大多还没出生。这大概是我的音乐还有点魅力吧。
不少人对我说:“刘炽老师,您的《英雄儿女》的音乐比《上甘岭》还深情、还博大,您在抗美援朝为题材的这两部电影中,实现了自我超越。”
为《祖国颂》谱曲有感于周总理阻止改词
1957年,中央新闻电影厂的总摄影师兼编辑张召滨同志约我,为他拍摄的《庆祝1957年国庆节》作曲。这部片子是我国第一部大型彩色宽银幕文献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除主题歌《祖国颂》之外,还有一首终曲合唱《今晚到处都有歌声》,还有八段器乐曲。
我请乔羽给我写歌词。合唱完成后,张召滨干脆把《庆祝1957年国庆节》的片名改为《祖国颂》。
我在《祖国颂》曲式结构方面,采用了大三段体:即A、B、A式。
A段:雄伟、辽阔的混声合唱,柔美深情的无言歌,以此起彼伏的复调手法表达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赞叹。在无言歌的陪衬和烘托之上,洒脱庄严的男中音朗诵,对祖国的深情浓缩为简练的诗句:
“鸟在高飞,/花在盛开,/江山壮丽,/人民豪迈,/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造成明朗、热情、辉煌、壮丽的气氛。紧接着是乐队与合唱欢乐而热烈地交错进行,引出了表现亿万人民以坚强的步伐,前进在祖国大地上的进行曲。
B段:通过间奏,以速度减慢,力度减弱,配器变柔,竖琴水流般的琶音,为下面颂歌的出现,造成顺理成章的意境。男女高音明媚的领唱,混声合唱:把人们带到了江南塞北,看到了滚滚的铁水、如山的粮棉,还有那漫山遍野的羊群。
再现A段:不是简单地重复,在创作手法上进行了大胆的再展开,用复拍子12/8、6/8的节律,以更欢快、更热情的气氛,把开头的四句声部领唱变成了混声合唱。尽管歌词与前面的A段相同,但音乐给人以更壮美、更雄劲的感觉,呈现出辉煌而博大的终曲效果。
《祖国颂》从一播映,就广受欢迎,流传开来。这部大合唱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偏爱。从1959年开始,周总理亲自指定了《祖国颂》是欢迎外国元首的必唱曲目之一。秋里(中央乐团指挥家)向我讲述了这么一件事:
在一次欢迎国家元首的庆宴上,秋里指挥中央乐团演唱《祖国颂》。当时正是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年代,今天这个地区“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明天那个县城、村庄也宣布自己是共产主义县城,是“共产主义村”。我妻子所在的那所学院,一个宿舍,大家把肥皂、牙膏放在一起,共同使用,也说成是“共产主义宿舍”了。
在这种形势下,秋里脑子也发热了,把其中的一句歌词:“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改成了“……进入了共产主义时代!”演唱完毕,总理走到秋里面前,对秋里说:
“秋指导,你是把歌词改了,是吧?”
秋里还挺得意,回答:
“总理,是改了。您看,连徐水县都宣布进入了共产主义,这样改一下跟得上形势。”
总理马上和蔼而又严肃地对秋里说:
“秋指导,我看这样改不妥吧,还是改回来的好。”
秋里回忆这一段往事,无限感慨。他对我说:“总理不但会唱《祖国颂》,连歌词都背过了。那天,总理批评了我后,我一夜都没睡好。我后来才领悟,总理的批评不是针对我个人,而是对当时大刮‘共产风’的极左思潮的批评啊!”秋里还说:“《祖国颂》我指挥了几十年,我对这部作品的感情不亚于您作曲家本人,真的,这部作品是不朽的!”